【中词班理论之九】： 小议“赋比兴”和“比兴”

淼焱

     我在之前几节课中，或多或少都会谈到作词的“赋比兴”，赋比兴原为诗之六义的后三义，前三义“风雅颂”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的略称。孔子编纂的《诗经》被奉为儒家经典，是古代文人治世必读教科书，也是封建教化的重要工具。因此说古代文人但凡作诗填词，都须遵照《诗经》的模式来，历代的诗论方家，基本的理论依据盖不出“风、雅、颂、赋、比、兴”这六义，不仅诗论如此，词论亦复如是，特别在宋词中兴时期的清代中末叶，如陈廷焯论词首先看作品合不合“风雅之致”；张惠言对好词的标准是：“低回要渺，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第一章便是引《诗经》中的名作《秦风•蒹葭》以兴其文。诗和词，俱宗经典，这与儒家思想深入古代文人之心骨有太大关系。
     在唐代之前，对于这六义的定义是有些模糊的。春秋时代，先由《周礼•春官•大师》总结：“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根据《周礼》的说法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是“六义”所本。
到了唐代，诗历经多次发展变革，理论亦日趋成熟，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就首次界定了六义之先后关系：“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继后钟嵘的《诗品序》更是清楚的排列了“用”之三义在实际操作中的顺序：“故诗有三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兴，比，赋三者在创作中是相辅相成的。

    之前在谈到宋词的创作中，欲成作，必先“起兴”，兴是作品的发端，就如人的大脑一样重要。起兴，又可以理解为“兴起”，就如时序是从春天伊始，霸业是从有志者心中萌发。兴，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有了好的开端，才能有好的演绎和结尾。兴，对于诗词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有了铺垫，才能有铺叙（赋）。

    赋，不难理解，即作品的演绎，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然而，一首作品中，光有兴和赋，虽然可成一章，但若无“比“的渲染周旋，那么此作品必定沦为二三流，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赋比兴”三者缺一不能称其为诗词的重要原因。比，可以在发端，可以在演绎，也可以在结尾，字里行间皆可“比”，故而在“用”之三义中，“比”排第二。说到底，古诗词也好，现代诗也好，若无明比暗喻，则无言外之意，那么作品必然乏味。“比”的重要性不次于“兴”，如果说兴是大脑，那么比则是思维，若一个人光有大脑，没有思维，那与植物何异？

    因为比和兴在创作中太过重要，甚而后人常把“比兴”合为一谈，包括现代人也常喜用“比兴”来论诗词，但又不尽能解释清两者之所以然，慢慢地，“比兴”一说常使模棱。不过，“比兴”一说既然流传至今，必有其渊源。但其与实际创作的“兴赋比”中的二要义，有着根本区别。

   "比兴”说应本自汉代的“比刺兴美”说。这是汉儒经学的解释。郑玄注《周礼》“六诗”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这种说法是以汉代的社会文化中的美刺论生硬地来解释比兴，与文学艺术离开得比较远，与文学创作没有多大关系。唐代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 “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并非比一定与“刺”相连，兴一定与“美”相连。这种经学家的政治解释方法，在中国古代仍有不小影响。连刘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如“比兴”篇中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意思是关雎雌雄有别，用以比喻后妃的美德，布谷鸟专一，所以诗人用来比喻夫人的专一用心。

    尽管之于“比兴”一说，古代有些许争论，但在唐代之后宋词鼎盛之际，趋于冷淡。宋词本是以流行歌曲的形式出现的，是一种美而易懂的艺术体裁。尽管后来的文人士大夫“拨乱返正”，提出宋词要以《诗经》六义为宗，变低俗的歌谣而近风骚之致，但是仍未返“比兴”说之滥觞。直到清中后叶，张惠言《词选》的出现，对“比兴”一说，作出了系统的阐述。
他说作词应该这样：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张惠言认为，词之“兴”，不定在发端，而是“兴于微言”，也就是说，通篇的各处地方都能“起兴”。此兴，引起的不光是“所咏之辞”那么简单了，而是以不经意中的一字一词，引发读者的“感动”。读者能读出作者的“意内而言外”了，那就说明作品有“比”，故而，“比兴”一说到此可圆。

    他推崇温庭筠作词“比兴”的“述造”最高。他认为《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有“霓裳初服”之隐喻，把温庭筠的“弄妆佳人”与屈原的“香草美人”相提并论，这应该是读者对作者的最深刻理解以及最高评价了。

    张惠言之“比兴”说，虽然本自汉代的“比刺兴美”，但还是有些许差别的。后者政治色彩太过浓烈，偏重于受众之所感所悟所衍，而张惠言之“比兴”说，则更倾向于实际创作。如他所言：然要其至者，罔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畅，各有所归，不徒雕琢曼饰而已。
他提倡作词须“渊渊乎文有其质”，不能一味雕饰表面而空无内在。就是说，作词须言之有物，不可泛泛其谈。而欲言之物，飘渺于言外最宜。用现代话讲，就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张惠言的《词选》中辑录了一百多首他认为存在“比兴”的名家名词，他甚至认为“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也存在所谓的“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 义有幽隐，并未指发”。王国维批评他：“深文罗织”，不无道理。欣赏一首作品，是否存在另有寄托，还须读者见仁见智。但之于作者填词，还是宜“文有其质”“低回要眇”，浮于表面或专事尖巧，终归难和读者“以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