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简说 答客难（问答体论文）

琼影

赋 体 简 说
于海洲

   

     赋，作为一种文体，其性质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马积高先生论赋体的特点说：“它是一种韵文(异于骈文散文)，又有较多铺张的描写(异于一般的抒情体诗)。” 引述郭绍虞说，赋是一种“特殊的体裁”，“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入于诗”；又引秋英说，赋是兼有诗和文的特点的“两栖动物”。(《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
    关于赋的起源，说法不一，诗经、楚辞、史书、诸子之作，都与赋有着渊源关系。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说明赋之源出于诗、骚，为后人所公认。白居易有《赋赋》一篇，以赋体专咏赋，谓赋“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对赋的产生及其演变的过程、特征等，作了扼要的阐述。从文体特征上看，赋与史书、诸子之作也都有关系。明胡应麟谓：“蒙叟《逍遥》，屈子《远游》”，“百代诗赋源流，实兆端此”(《诗薮•外编》卷一)。
    即以庄周之文而论，其《逍遥游》一篇，想象奇诡，行文恣肆，所谓“旷荡虚无”者，设辞以讽，正是汉大赋的特色。近代刘师培《论文杂记》曰：“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汉大赋更近于散文，所以说赋是史篇的变体，不无道理。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认为赋出于战国诸子，是言之成理的。如对于都城的描写，汉杜笃《论都赋》曰：“西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拒谷口，东阻岩。”以空间方位言之。《战国策•齐策一》曰：“齐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其法，乃后之赋体所由出。
   《汉书•艺文志》中将诗与赋列为一门，并分别举出屈原和荀子两家作为辞赋之祖。
屈原本人并未称他的作品为赋，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的《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等五篇)。但屈、荀之作只能说是赋之源，还不是正式的赋。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论道：“《文章缘起》曰：‘赋，楚大夫宋玉所作。’以为‘赋’名始起于宋玉。按《神女赋》、《高唐赋》等确以‘赋’名，但显系后人托名之作；又荀子《赋篇》虽总题中有‘赋’字，但所辖的五个单篇并未名为‘礼赋’‘知赋’等；况且《赋篇》末尾又附有‘ 诗’和‘小歌’。《赋篇》之‘赋’，非确指‘赋体’。因此，最早正式以‘赋’名篇的作品，只能算贾谊的《吊屈原赋》。”正式的赋形成于汉代。班固说，赋之作，“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汉书•艺文志》)。汉初的贾谊是正式作赋的第一家，他的《吊屈原赋》直接继承了《楚辞》和《赋篇》的体制，由辞向赋过渡。枚乘作《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是汉代新体赋正式形成的标志。至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上林赋》(姊妹篇)，则把汉大赋推向高峰。又东方朔、扬雄、班固、班彪、张衡、王延寿、赵壹、蔡邕、祢衡、王粲等，诸家纷出，遂使赋之一体蔚为大观。魏至六朝，赋又向骈体发展，出现了曹植、陆机、左思、鲍照、江淹、庾信等大家。唐宋时期，诗词发展到了高峰，古赋体则趋于衰微，但律赋产生，用于科考，独领风骚千余年。文赋则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名篇，但已转向散文化。元明清三朝，虽也有一些作家写赋，但文学价值高的不多。近现代，诗词式微，赋更走向衰微，几乎濒于灭亡，成为“文学恐龙”。
    赋的体式多有不同，情况比较复杂。元徐师曾在《文体明辨•赋》中说：“故虽词人之赋，而君子有取焉，以其古赋之流也。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他把赋分为四体：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古赋”之称，是相对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骈赋、律赋而言的，较为笼统。辞赋学家与文体学研究学者，又分“古赋”为“诗体赋”、“骚体赋”和“散体赋”。这里，笔者将按新的分法逐一简说如下：
    诗体赋，简称“诗赋”。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已有“古诗之赋”的分体法，所指即是句法承袭《诗经》的赋，与“今之赋”对言。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九外录上曰：“后代之赋本取于诗之义，以为赋名；虽曰赋，义实出于诗，故汉人以为古诗之流。所谓流者，同源而殊流尔。诗之所以异于文者，以此赋之源出于诗，则为赋者固当以诗为体，而不当以文为体。”马积高《赋史》(论赋的形成有三种途径之三)说：赋，“由《诗》三百篇演化而来。此类前人亦无定称，我认为可称诗体赋。”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与骈文精选》扬雄《逐贫赋》解题说：“这是一篇模仿《诗经》的四言形式的‘诗体赋’，与继承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和韵散结合的散体大赋在句式与风格上迥然不同，可以说是别具一格，颇有新意。”
   “诗体赋”一说，笔者始得之于上述诸语，认为应该是成立的。如扬雄《酒赋》、《逐贫赋》，全用四言，与《诗经》中的一些篇章极其相近。
骚体赋，简称“骚赋”。赋“拓宇于楚辞”，前人已有确论。也有人认为：骚体赋是向楚辞的回归。骚赋一体确立之后，虽然以赋名篇，但是仿造《离骚》体式格调所作的赋，仍旧离不开楚辞的影响，与近乎散文的汉大赋有所不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曰：“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于草木，鱼之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别为一类”，即赋中独具之一体。对照徐师曾的四分法，“骚体赋”应当从所谓“古赋”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
    骚体主要的语言特征是多用楚地方言“兮”字。闻一多先生认为“兮”字兼有音乐和文法的双重功能。(《怎样读九歌》)清刘熙载《艺概•赋概》指出：“骚调以虚字为句腰，如之、于、以、其、而、乎、夫是也。”说明楚辞语句特点甚明，骚赋仿之。贾谊有《吊屈原赋》(《文选》中题作《吊屈原文》，但编入赋类)，就是一篇骚体赋。骚与赋，语言特点虽同，而体式上还是有所区别的。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引胡元瑞(应麟)云：“骚与赋，句语无甚相远，体裁则大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钜为工。”《艺苑卮言》卷一曰：“《骚》辞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亦故乱其叙，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摘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说明了骚体赋写法上的一个特点。如班昭《东征赋》，主叙事，兼以明志，语言形式上摹仿《离骚》。以“乱曰”结尾，也是骚体的特征之一。
    散体赋，系指汉大赋而言。篇幅一般较长，往往采用对话形式。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作者虚拟了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让三人对话，旨在夸说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以四、六言为主，押韵；且夹以散句，散句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其主要特点在于铺陈事物。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诠赋》)赋，就是铺排。把文采铺排出来，以描写事物，抒写情志。如枚乘《七发》中描写涛状一段，多用比况，写得奇观满目，音声盈耳：“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百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这一特点，无论是汉大赋，还是以后诸朝之赋，几乎没有例外。其不同于楚辞之处，在于多用连接词语。如扬雄《解嘲》，很多地方用“故”、“是故”、“是以”、“然而”、“然则”、“若夫”、“且”、“虽”、“遂”等连接上下文。后来的赋也基本如此。从语言特点上看，基本是散文；但押韵，只不过不像诗的韵脚那样有规律性。因为汉代并无所谓“韵书”，诗经、楚辞的押韵，也并没有谁作过硬性规定。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既然处于诗文之间，其押韵之自由不拘，是理所当然的。
    散体赋的结构还有其特点，有的前有“序”，后有“乱”或“讯”。《文心雕龙•诠赋》指出：“既履端于倡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开篇的序，引出写作的缘起、旨意；结尾的乱，进一步总结篇中的中心思想。也有无序而有乱的。后来的赋，多无序、乱，但结构上仍分三部分，开头、主体和结尾，都很分明。
    骈体赋，简称“骈赋”，又称“俳赋”。起于六朝，应骈体文之运而生。骈赋一般篇幅短小，很接近于骈文，只是押韵而已。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曰：“自楚辞有‘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等句，已类俳语，然犹一句中自作对耳。及相如‘左乌号之雕弓，右夏复之劲箭’等始分两句作对，而遂俳甚焉。后人仿之，遂成此体。”清姚华《论文后编》：“当古赋渐变，律赋未起，转徙所经，或谓骈赋”。骈赋，独成赋之一体。
    俳、骈，都是排偶之义。骈赋，是以对偶、排比为尚，讲究声律、注重押韵的一种赋体。祝尧《古赋辩体》卷三论其源，认为俳赋源出于“首尾是文，中间乃赋”的汉赋，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等。“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初之俳体”(《子虚赋》注)。孙梅《四六丛话》卷四亦曰：“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淹)、鲍(照)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棱)、庾(信)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体之靡靡也。”既说明了骈赋的流转过程，又概括了骈赋的语言特点。骈赋对偶精工，字句雕炼，声韵和谐。尤其是对偶的讲究，标准的骈赋几乎是“通章无句不对”(李调元《赋话》卷一)。如张正见《石赋》、江淹《翡翠赋》、梁简文帝《筝赋》、谢庄《赤鹦鹉赋》、沈约《高松赋》、吴均《吴城赋》、鲍照《芜城赋》、梁元帝《鸳鸯赋》，都属骈赋。骈赋的发展，为唐代律赋的形成奠定了声韵与对偶方面的基础。骈体赋篇中多用四六，或间以五、七言等句，对偶大都十分整齐，实际上就是骈文而讲究押韵。用骈体，不押韵则为骈文，押韵则为骈赋，这是骈体文与骈体赋的区别所在。今人所作自称“骈赋”、“律赋”而不讲声律，不讲押韵之类，其实只能称之为“骈体文”，尽管以“赋”名篇，但不是文体意义上的“赋”。唐王勃《滕王阁序》，是标准的骈体文，无韵，所以不是赋。
    文体赋，是受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产生的，一反骈赋体制，很接近散文。其写法自由，不重典故，气势贯串，语言流畅。杜牧《阿房宫赋》已开其端，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是文赋的代表作品。马积高先生称之为“新文赋体”以区别于“汉文赋体”(《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姚华《论文后编》：“宋人以笔为文，作赋亦或由之。欧苏所制，号出荀子，亦杂庄生，或以为文赋;”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曰：“祝君泽(尧)云：《子虚》、《上林》、《两都》、《二京》、《三都》，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文体赋，上承汉赋中“首尾之文”，又受中唐韩柳古文运动的影响，一反骈俪体制——对于汉代散体大赋来说，又是返古——很接近散文。其写法以散句为主，间亦夹用偶句；讲押韵，但不像其他赋体那样严格，较有随意性。祝尧曰：“宋人作赋，可以文体为之；至于赋，若以评论体为之，则是一片之文押几个韵者耳。”(《古赋辩体》)孙梅《四六丛话》谓文赋“古文之有韵者是也。”说法略同。如欧阳修《秋声赋》，押韵的特点有几：一是散句不押韵，骈句或骈散结合句押韵；二是随文转韵，灵活自如；三是平与平押，仄与仄押，基本无平仄互押者。四是入声韵独用，且入声多部通押；五是或两句一押，或三句一押，或多句同押一韵，随文而用之，无一定规律。
   律体赋，简称“律赋”。清浦铣《历代赋话正集•卷八》录《旧唐书•太宗本纪》载：“天宝十三载，上御勤政楼试四制科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这里考试的赋，当指律体赋而言。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律赋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题，每篇限以八韵而成，要在音律和协、对偶精切为工。迨元代场屋，更用古赋，繇是学者弃而弗习。”
    律赋是由骈赋发展变化而来的。唐宋时曾以诗赋取士，王安石即有“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的诗句。(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五)宋洪迈《容斋续笔》卷第十三《试赋用韵》，对律赋的押韵讲究有详细解说。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也有记载，说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苏轼《复改科赋》曰：“铺陈八韵之旨，字应周天之日。”也说八韵。律赋当以八韵为常格，其余为变格。许结先生在《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一书中设《律赋论》专章，详加讨论。关于律赋的写作技巧与审美特征，许先生归纳为四点：一曰韵律，二曰句法，三曰结构，四曰体势。引录前人论评与作品，所述条分缕析。
    浦铣《历代赋话续集•卷十三》引昔中书舍人孙何汉公著论曰：“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者流。”对于作律赋的要求，说得甚为具体。
    俗体赋，简称“俗赋”。俗赋，在诸体赋中别具一格。所谓俗，是雅的反义。其语言特征是不雅，即通俗、浅俗，意思亦俗。辞赋研究者单列出“俗赋”一门，有其特殊的定义。马积高先生《赋史》：“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此种赋的出现，同唐代都市文化的繁荣和变文的流行有密切的关系；在赋史上也有其渊源。”如王褒的《僮约》，曹植的《鹞雀赋》都是俗赋，左思的《白发赋》也可以说是俗赋。从敦煌发现的俗赋有《晏子赋》一篇，《韩朋赋》一篇，《燕子赋》二篇(其一残)及《茶酒论》等，都是。
    如按体式分类，“俗体赋”是不能与前之所谓“诗体赋”、“骚体赋”等诸体相提并称的，因为在逻辑上，不属于同一分类范畴。所谓“俗”，是就语体近俗，文字浅白提出来的。但既然赋品有此一说，故予以介绍。俗，也是相对而言。古人的俗赋，今人读之，已不很通俗了，有些也不太好懂。《鹞雀赋》基本用四言，如以体式论，当归之于“诗体赋”。程章灿先生《赋学论丛》一书也谈到“俗赋”，谓：“最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卷子中集出现了一批俗赋，证明俗赋之体在当时民间颇为流行。总之，这类作品或语俗，或意俗，或语意皆俗，无论是研究俗赋之体，还是研究当时的语言风俗，都弥足珍视。”俗赋，应该在赋的王国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是从体式上与其他诸体抗衡，而是从所赋内容与语言风格上“独树一帜”的。
    诸体之外，还有“小品赋”。汉大赋指的是长篇巨制，动则数千言，上万言。小品赋是相对于“楚骚长篇”、“汉赋巨制”而言，为“赋之别体”。小品赋的语言、结构和意象特征是简洁、短小、单一。小品赋以纯咏物题材为多。如魏繁钦《柳赋》，全篇曰：“有寄生之孤柳，托余寝之南隅。顺肇阳以吐芽，因春风以扬敷。交绿叶而垂葩，转纷错以扶疏。郁青青以畅茂，纷冉冉以陆离。浸朝露之清流，晖华采之猗猗。”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辞达理举，无取乎冗长”，指的就此类小品赋。唐李德裕《振鹭赋》，浦铣《复小斋赋话》下卷评曰：“六十言耳，著墨不多，而刻画已尽，写生神手也。”
好的作品，不在乎长短。当今社会，人们工作、生活节奏殊快，视听媒体是多方面的，而动辄数千言，乃至上万言的长篇巨制，尤其是赋，如果不具扬马之才，而出之凡庸之手，就更没有人肯于卒读了。小品赋大有可为。
    此外，赋的诗化，也是赋的一种特殊的、变异的文体风格。如南朝谢惠连《雪赋》末段：“于是乃作《积雪之歌》。歌曰：‘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褥。燎薰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又续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酡兮思自亲。愿低帏以昵枕，念解骊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此类赋中夹以诗歌之作，六朝以后尤多，可见赋与诗、与歌的紧密关系。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曰：“庾信《春赋》，间多诗语，赋体始大变矣。”王勃有《春思赋》，长短杂用，句式参差，五言、七言诗句并陈其间，用韵亦平仄互转，间用顶真辞格，若“后骑犹分长乐馆，前旌已映洛阳宫，洛阳宫城纷合沓，离房别殿花周匝”；“君度山川成白首，应知岁序歇红颜。红颜一别成胡越，夫婿连延限城阙”之句，皆与诗无异。
   最后说说赋的押韵。赋讲押韵，但与诗不同。其特点有二:
   第一、灵活，换韵。因为赋的篇幅一般较诗为长，所以极少有一韵到底的。如江淹《别赋》，首段共二十六句，即三换其韵，韵脚为：矣、里、起；恻、色、侧、息、轼；亡、光、霜、凉、扬。韵脚字数灵活，随文而定。有时与段落内容相一致，一段几韵，或一段一韵。押韵的方式也灵活，一般是隔句押韵，也可以句句押韵。如曹植《洛神赋》中“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至“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一段对洛神的描写，连换数韵，平仄互转：鸿、龙、松；月、雪；霞、波；度、素、露、御；娟、鲜、权、娴、言；图、琚、躯、裾、隅。共四转用了五个韵部的韵，平仄韵亦有转换。读之上口，具音乐之美。第二、韵脚不一定在句末。因为赋(尤其是“文赋”)多用虚字煞尾，所以有的在句末的虚字脚之前押韵。如苏轼《前赤壁赋》中“月明星稀”至“而今安在哉”一段，稀、飞、诗；昌、苍、郎；东、空、雄，分别押韵，而“诗”、“郎”、“雄”分别处在虚字句脚“乎”、“者乎”、“也”之前。
   另外，赋与诗一样，原则上也是不重韵的。
   平仄的讲究，是齐梁至初唐近体诗产生以后的事。而赋的产生远先于近体诗，故赋一般无所谓平仄格律要求。但是，在押韵处，还是要平韵与仄韵分押的。骈赋用对偶句，如偶句用平韵，则奇句以仄收，如偶句用仄韵，则奇句以平收者为多。唐以后的赋，有些作家也是有意无意地注意平仄的“交替”和“相对”，尽管这不是赋体本身的要求。以前举《洛神赋》一段为例，平韵、仄韵是很分明的。骈赋、律赋比较讲究，其他诸体之赋，除韵脚之外，一般是不甚考虑平仄安排的。多读前人作品，自可领悟。
   赋的题材较为广泛。古人巨制，多缘事发，托以讽喻；其小赋往往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或以咏物，寓意寄托。也有以赋议论的，如陆机的《文赋》。
赋，作为文学王国中的一种传统体式，并不能说已经消亡。如果把赋视为古典押韵的“散文诗”，较之诗、词、曲，有古典诗歌的韵味而少有平仄对粘等格律束缚，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作者取以创作，应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文体之一。
   当前，大倡宏扬国学，赋之“起衰继绝”在望，好之者、研究者、创作者，虽不能用“蜂起”来形容，却也是日渐增多，局面可喜。但正如龚克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作者，甚至连古代诸种赋体的特征都不甚了解，自以为用古文写作，自称为赋便算赋，古代赋的体式气势韵味全失。”(见本刊《创刊号》75页)批评是中肯的，值得省思。辞赋，骈文，散文，不能相混不分；既无韵，又不骈，更无律，还是不要冠以“赋”名为好，以免引起文体的混乱，尤其不能把“骈文”当作“骈赋”。

答客难（问答体论文）
于海洲

某月日，客有自远方来携《中华辞赋》大刊造访寒居而未曾相识者，余恭迎入座，献清茶一杯，敬请大名，询所从来。
客曰：某何许人也，非关重要，有缘与先生同好，呼我“赋痴”可也。尝阅《中华辞赋》——从提包中取出几册，展示某某页、某某页——几次拜读先生大作与文章，不敢恭维，取古人“执经问难”之意，有若干“不解”，请先生不吝赐教。唐突之处，尚祈见谅！
余闻之，不胜惶恐——暗忖：妄发拙作（几篇赋稿）陋文（《赋体简说》），引火烧身矣！亦只好硬头皮奉答，避之有所不及也。
对曰：在下不才，妄发刍荛之议，幸蒙不弃，愿与先生共同探讨，悖谬之处，还请批评指正，发我愚蒙，助我进益。
客曰：赋者，或谓之“文学恐龙”；既为“恐龙”，于今作古久矣，当代人多不甚了解。请问先生：赋为何物？
对曰：余不敏，学而知之一二。《辞海》有注：赋为文体名，汉代形成之特定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与散文之性质。盛行于汉代，尔后或向骈体方向发展，或进一步散文化。近散文者为“文赋”，近骈文者为“骈赋”、“律赋”。
客曰：诗歌与散文乃文之二体，二体对立，诗则非文，文则非诗，何谓“兼具诗歌与散文之性质”，岂不自相矛盾耶？敢问先生，其有说乎？
对曰：赋之为体，并非单一，同以赋称，其中又有诗体、骚体、散体、骈体、律体、文体等诸体之别。“兼具”云者，乃就赋之总体而言，非仅指赋中之某一体也。当代著名辞赋研究专家马积高先生为叶幼明《辞赋通论》所作《序》中有曰：“中国古代的赋是一种很复杂的文体。大致地说，它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近于诗，或者简直就是诗。另一种则近于文，只是押韵，同一般的文不同。姜书阁先生认为“赋出于诗，亦为诗类，无疑”（《汉赋通义》上卷）。在下认为，从句法之讲究，押韵之和谐，声律之铿锵，对仗之工巧，诗体赋、骚体赋，尤其“诗化”之赋，庶几皆“近于诗”。骈体赋与律体赋，则处于诗与文之间——讲究声律、韵律则近于诗，句法、结构则略近于文。而行文之不受拘束，句式之灵活变化，句子之长短交错，内容之广泛包纳，则汉散体大赋与唐宋以后之文体赋，更“近于文”，其不同处在于赋讲押韵；当然，以铺叙为主等写法，亦有不同于骈文与散文之处。
客曰：读先生《赋体简说》（见《中华辞赋》第三期），知先生强调赋之押韵，以为“讲究句法、押韵，是赋与散文之主要区别”。句法且不论，只谈押韵。据某之见闻，当代一些赋之书刊，多载有以“赋”名篇而不押韵者（亦有押韵者，且不论），包括《光明日报》“百城赋”所发若干作品，更有人主张“赋可以不押韵”，或“押不押韵应该根据作品本身的内容”。按先生高论，如许不押韵之赋，是否算是赋？如不算赋，亦有说乎？
对曰：赋讲押韵，非在下所发明，前人、专家早有定论，古来创作皆然。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诗》与《楚辞》，皆诗属韵文也，最讲押韵；赋既源出于《诗》与《楚辞》，其讲押韵，自不待言。就《文心雕龙》篇目排序观之，《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并列，刘氏认定赋体为韵文，亦不待言。白居易《赋赋》以赋论赋亦曰：“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诗必押韵。赋“不出乎诗”，则赋亦当押韵。已故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所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赋的形成》一节中论道：“从形式上看，诗骚和赋都是押韵的，这是三者的共同点。”亦认定赋讲押韵。就在下所读过之古代赋作，亦皆押韵。即使“多夹散文句式”之“汉大赋”（王力语），其“中间乃赋”部分（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注），亦皆讲究押韵，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篇。毛泽东与陈毅谈诗函云：“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则“不讲押韵，即非赋体”，亦当成立。有诗人批评不讲押韵之所谓“赋”者为“伪赋”，窃以为不算刻薄。至于“露布于报端兮，竟刻枣于剡藤”（向喜英《哀赋赋》）之“名家”无韵而称为赋者，确实屡见不鲜。然既公许为“名家”，或自封为“名家”，自有“名家”之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余敢复妄言之哉！
客曰：先生文中叙及文体之“变”，古赋（包括汉以前赋之诸体）若变而为今赋，则今赋不讲押韵，先生以为可否？
对曰：可，亦不可。曰“可”者，如散文家杨朔《茶花赋》，不惟不讲押韵，更变文言为白话语体矣，谁云不可？然则变有韵为无韵，变文言为白话，虽仍以“赋”称，而非复传统所谓“辞赋”之赋矣；白话散文而已，焉得与屈（原）、贾（谊）、枚（乘）、马（司马相如）、谢（灵运）、庾（信）、欧（阳修）、苏（轼）之赋同日而语耶？曰“不可”，只引当代著名辞赋研究家龚克昌先生一句评论：“有一些作者，甚至连古代诸赋体的特征都不甚了解，自以为用古文写作，自称为赋便算赋，古代赋的体式气势韵味全失。”指出当代作赋之时弊，切中肯綮，发人深思。
客曰：如先生言，则各载赋之大刊、大报乃至赋之专集，皆多发有不押韵之“赋”，先生作何解说？
对曰：余所作《读〈中华辞赋〉赋》（载该刊第三期）尝谓：“编刊广纳诸流，放宽尺度，良有以也。”盛赞之余，篇末诗云：“枵腹空囊敢浪吟？读千首赋始知津。摛文体物称浏亮，铺采缘情寓警箴。流变明分骈与赋，和谐细审韵和音。十年庭溷饶辛苦，去伪存真始见金。”对骈体赋、骈体文等混淆不分之现象，冒昧訾议，编者亦予刊载，余心稍安。卑之无甚高论，其是与非，君其质诸行家！
客曰：常言“文以立意为主”。《文心雕龙•诠赋》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可知赋当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要。而押韵往往束缚手脚，影响内容表达。孟子曰：“不以辞害志。”先生以为“表意”与“押韵”孰重？
对曰：问得好！然则凡属文学作品，无不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理论要求二者之统一，不容割裂。赋乃文之一体，体必有其特征，即有一体之形式、一体之要求。离开赋之形式，遑论赋之内容？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传统之赋，既为押韵之文体，则必须押韵；不押韵而以“赋”命题，固然可以写出绝妙文章，然而以体式论，则非赋矣！曰散文，曰骈文，曰杂文……俱无不可, 而绝非所谓“赋”矣。譬如写七言长篇，内容深刻，语意高妙，手法绝伦，却不押韵，则绝不可称之为诗。若言“束缚”，以律诗为最，盍取消律诗之押韵、平仄、对仗耶？然则赋之为体，仅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论之乎？窃以为不然。赋之为用大矣哉！司马相如论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子虚》、《上林》、《羽猎》、《灵光》者是，汉大赋也。小赋唐李商隐有《虱赋》，陆龟蒙有《后虱赋》等，其文皆不过几十字，未见其铺，可不谓赋乎？盖“铺采”、“体物”，乃就手法、功用言之，非言体式也。而押韵，赋之体式特征之一也，岂可忽之哉？
客曰：赋分诸体，是矣。然恻“骈文”与“骈赋”有以别乎?
对曰：有。盖赋之初，或诗，或骚，或散，虽偶用骈句，而不以骈称，前人统谓之“古赋”（明徐师曾语）。六朝以还，受声律学与骈体文影响，赋亦向骈体发展。以骈体为赋，是为骈赋；以律体为赋，是为律赋。以骈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且押韵者，为骈体赋无疑；以骈体为文，不押韵者，则为骈文，不可以赋称。如南朝梁吴均《吴城赋》，骈体且押韵，属骈赋；唐王勃《滕王阁序》亦以骈体行文，但不押韵，则为骈文，不是赋；今有人称王序为赋者，误矣。比较吴、王二作，骈赋与骈文判然可辨。当然，骈文与骈赋亦有重合处，即皆以骈偶行文，其异在于押韵与否而已。凡骈赋皆属骈文（广义），而骈文并非皆赋：押韵为赋，不押韵为文。郑板桥睡中因夫人手扪其腹，触发灵感，谓“人各有体”，于是独创“六分半体”。作书然，作赋亦然。
客曰：然则当代作赋，只能袭古，不能创新乎？
对曰：继承是必须的，因袭守旧则非所宜。所要继承者，其体式也，其手法也；即于体式、手法亦可创新，如诸种体式之并用，或亦诗亦骚，或亦骈亦散，揉合并用，谁云不可？句式之打破四六，长短交替，变化出新，谁云不可？而押韵之放宽，不必拘于古旧韵辙，亦自然之理也。而出新，则应重在主题，重在内容，重在想思，重在语言，少古奥，弃堆砌，拓领域，兼美刺。有随意为文，既不讲押韵，也不讲句法与结构，胡乱堆砌词藻者，必然缺乏艺术感染力，谁人喜读？名为弘扬国学，实是糟蹋辞赋，或能造势于一时，而必遗笑于后人，历史将是无情的！
客闻拙说，诘语稍缓，徐而言曰：先生之论，开我茅塞，解我疑惑。吾当深入学习，见贤思齐。敬谢明达之诲，不胜打扰之至！
余曰：先生言重矣！某本不才，学浅识陋，仅于读写中略得赋之点滴，所言或谬，见笑于大方矣！先生之所问难，亦皆当今赋坛之极易混淆是非者，令我受益。为赋，首宜师法古人，读千首赋，则可以为赋矣。勿为报刊上某些“大人赋”所迷惑。辩难之际，知先生于辞赋早有造诣，愿互通有无，同为振兴中华辞赋而摇旗呐喊，不亦乐乎！
客去，余亦不知所云，心犹惶惶焉未已也。
2008年8月5日初稿,2009年6月2日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