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词心之清正
上一讲高天流云老师提到了两位北宋中期的巨匠:王安石与苏轼。王与苏是同僚,是政敌,更是挚友。二人关系之微妙,恐难以片言概之。在那个以“致君尧舜”为文人仕子最高理想的年代,大都难以分对错的,君王采纳谁的政见都不定能一劳永逸。恰恰在这种不确定里,人世间的“执”,便如纷飞的乱叶,障蔽文人仕子之心目。有趣的是,这般那般的“执”却恰恰成就了这端那端的牛耳:假设王安石变法未有新旧党争的牵绊以及苏、欧、司马的反对而一举成功的话,那么他或许不会罢相,又或许《咏梅花》、《桂枝香》这两篇千古绝唱不会横空出世;再假设当时神宗皇帝采纳了苏轼“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的政见,那么王安石不必罢相,苏轼或顺替相位,大展政治抱负……若果真如此或许就不会有“寂寞沙洲冷”、“高处不胜寒”之千古绝叹了。当然人生是没有假设的。君子惟执其初心,所以抗行于高洁清明;君子惟执其笃念,所以伸志于刚毅正直! 佛家常说去执明空,却又倡导学佛应“勇猛精进,志愿无惓”,岂不矛盾?但事实上,佛菩萨若心念真空,又何以践行普度众生之宏愿呢?这就如词人若不执着于品性之清正,又何谈为天地生民立词心呢?执,若用在小我,便是虚妄自私苦海无边;若用在大我,必坚定燃尽一己之心力而匡世济民之伟愿,这何尝不是“自在涅槃”? 清正之人,就如海雨天风,身之所到心之所倚自有一番浩瀚。虽然王苏二人之生平俱未脱得“才人老去例逃禅”之魔咒,但二人各自在漩涡中的挣扎与体悟终究是好过“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之暮景悔憾的。 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与王苏二人可谓天壤之别。在这个天下昌平、管弦鼎沸、千图是利、人心浮躁的年代里,登临无从,毕竟眼前之“楼船箫鼓”“声光相乱”之情味要强胜“大江东去,淘尽英雄”、“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叹嗟;仕子不存,各行各业,惟西方弱肉强食规则是从,莫说“治国、平天下“,只蝇营”齐家“一项,或耽于镇日愁差愁近,诚惶诚恐;文人泛滥,百家争鸣,虫鱼之学满目,崖异之术竞流,能极尽训诂“尔雅”之能事,鲜谙心性”磊落“才是一切学术之导引;民风喜新,趋之流行、娱乐若鹜,抛之风雅、古韵如土,但这不能迁怒于市井,只是古风日趋乏力,恐怕暂时难以吹皱那池春水了。 清正的词心,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它可以淡泊,但绝不冷漠;可以多彩,但绝不淫邪;可以空灵,但绝不空洞;它就如澄朗的碧潭,可以倒映世间万象,但绝不滞染于斯;就如在热闹场上,说几句清平冷静之语,能一扫他人心胸之块垒与忌嫉;又如对出身寒微的路人,付出一点赤诚火热的心肠,就能在他心中燃起许多希望和生机来。 词心清正,词作自然就清空雅正。可惜王安石所执牛耳在其文、诗、论,存词实在不多,就词的成就而言,是差近苏轼的。前两节课已经举出他的两首代表作:《千秋岁引》与《桂枝香》。所以今天就来着重探讨苏轼词。 纵观苏轼为词,能见其词心之作不胜枚举,先看一首短的: 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这首词有个小序:“元丰七年二月十四日,从四洲刘倩叔游南山。”从题面上可以看出这首词的创作立意都源自一场“清”游。不难看出,这种清平的况味始终围绕在全篇。那么“清”又从何来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首词的时代背景:此词作于元丰七年三月,苏轼在黄州经历了四年贬谪之后,神宗皇帝终于意识到“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于是命迁苏轼为汝州团练副史。这虽然不是意义上的升迁,但却标志着政治气候的一些转机。由此得出游历之清雅、河洛之清明、午茶之清冽、春盘之清甜,多多少少因了那份拨云见日的心境吧。 心中清朗,所以眼中的事事物物都清朗。此为纯任自然之眼观物。此词全篇几乎用白描手法。只第二句着一“媚”字,如青山白云淡素的画卷中隐隐托出的一轮红日,浓淡与动静之间,陡然增添无数意趣。这首词若不用心去品读,那么你或许只能得到一阵风雨,一片烟柳,一条河流,一杯淡茶,一盘蔬菜以及一句百思不得其味的清言。但凡大方家为词,虽声韵不尽皆迁就,但境界是纵然不肯怠慢的。大境界或许就零落在隐约的草灰蛇线之中: 且看下片一二两句对起,虽杯盏与菜盘共处一桌,显得意境略有局促,但逐字推敲,两句实在能见出作者匠心:前句的“雪”、“浮”与后句的“试”、“春”虽然未尽在对等的位置相偶,但是四个字所传递的潜意识线索,恰好构成了一组语言密码,一旦破解,意蕴便可以广而深的延展。再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来斟酌,那么“雪”或可看作萧索冰冷的人生境遇,若耽于困惑则满心冰天雪地;若待之旷达则一切逆境如跳沫“浮”烟不吹自散。境遇随心而转,那么处处都是“春”意盎然,只等你一一尝“试”把玩而已……这些线索实在不是我凭空揣摩而来,有苏轼两句诗可以佐证:“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坡公之人生态度,无论其作品之大处细处冷处暖处浓处淡处几可管见!当然,此论一出,我必难逃穿凿附会之嫌,更当然,这首词里或许有更多的线索等待各位探索发现。 所谓清欢,不在于身处何地,目赏何景,口啖何物,而在于心和境的融合统一:是心起伏由境,还是境动静随心。心有五味瓶,则黄齑苦笋皆是佳肴;心若只在乎满桌菜色孰优孰劣,那么即便满桌山珍海味,其心仍旧是空洞乏味的。苏轼作为一个倔强的奇才,我想他的心灵不仅清正而且更是跃动的。 纵观苏轼平生,无论是逆境顺境,那份旷达一直是闪耀在字里行间的。稼轩之豪壮,若学得十分拍案坐骂或能近三分体格;但是苏轼之放达,即便握定十分天赋异禀,若心胸不足宽,阅历不足广,体悟不足深的话,纵然不得半分家数的。 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一身都处于达和穷的纠葛之中。也因为“兼善”与“兼济难判前后难作取舍的矛盾心理,恰成就了他的千古文章。例如:在他面对种种窘迫无计自脱和自解的时候,他便选择出世逃禅并彻悟人生真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既然妙悟般若,何以复去“拣尽寒枝”呢?我想,这就是苏轼的执着吧。执着兼济天下的大我。若果当时一念顿悟而从此青灯古卷为伴,那就不能说其是伟大的奇才了,充其量称得上是一位知难而退的智者。不独苏轼,自古大圣人多有这种矛盾与执着,比如孔子。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由此看出,圣贤也非真的超凡脱俗。在面临过不去的坎时,也会起避世之心的,此乃人之常情。但是人之所以“圣”,惟其冰火块垒暗化成中天日月照彻世途迷茫;惟其深谙“人生识字忧患始”,却将忧患隐忍为一首首摧拉困顿明澈性灵的词章! 我想,“清正”最佳的注脚,便在于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