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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倾城(澳门)
近年来,中华诗词正处于一个能否继续取得长足发展的瓶颈。从表层现象看,神州大地涌现出上千万诗词作者,仿佛是一个超唐迈宋的时代业已届临。然而,这或许只是一种易于使人产生错觉的表象。从质量内涵看,在这浩繁如满天星斗的诗词中,虽出现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其份额仍小,而各类陈腔滥调式的制作,却不鲜见。在这种情势下,如何打造精品力作,就引起了诗词学界的高度关注。
怎样的作品才算精品力作?对于这一课题,全国诗友曾就此作过多次讨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完美的统一”,这一准则是诗人们的共识。诗歌艺术的思想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藉由揭发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谋求人类的反省;一是藉由描写崇高的行为,提升世人的品性。哲理性和美的体现对文学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还特别讲求真情实感。文学不同于科学,科学改变物质的位置,文学则是转换人类的精神。伟大的文学必须同时是“真”,是“善”,是“美”,而且终究要以“美”作为基调。这种美不是指华丽庸俗的装饰,美存在于质朴的本色之中。富于哲理性的精神之美才是文学所追求的境界。这种美让我们的生活丰饶润泽,让我们领悟到生命的美与尊严。就诗歌而言,诗歌的语言美征服了我们的眼睛,诗歌的哲思美,却足以征服我们的心灵。
在追求艺术境界、实践艺术境界和研究艺术境界的过程中,宗白华先生认为,“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但介乎后二者的中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物件,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体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关于“境界”说,王国维先生则如此论述:“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常人之境界。”他还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以为,无论是文学作品,或其他艺术作品,真正具备不朽意义的作品不是那些单纯追求词藻的“形式主义”的、或一味信奉自然效果的“自然主义”的作品,而是那些既重“境界”,也有终极关怀的作品。因为,无论是“诗言志”,或是“诗缘情”都关乎人类的生存。
诗翁蔡厚示教授认为好的诗词作品应达到“情真、味厚、格高、境阔”四项要求。我以为,这是精到的概括。在这基础上,如果再加上“语工、韵谐”二项,那就是对精品力作有更严格的要求了。这就是说,一首诗词的精品力作,若做到“情真、味厚、格高、境阔、语工、韵谐”六项要求,则臻至“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完美的结合”。这前者就是对后者的具体落实。现在,我们常把精品和力作联系在一起。如果进一步推敲,精品和力作似乎还是有所差别的。大体说来,优美的艺术品就是精品。在诗词中,有可能是短篇,也有可能是长篇巨制。诗词中的短篇,常是文章天成,妙手偶得,灵光一闪,便成佳篇;至于长篇巨制,则必须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苦心经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扛鼎之作。因此,所谓力作,更是指一些鸿篇钜构。
以诗而言,《唐诗三百首》是从五万首全唐诗中选出,大多是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代表之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精品和力作。在审视唐诗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唐诗中力透纸背的强烈的时代气息。唐诗之所以称为唐诗,既源于其所属朝代,更在于其气质。中国传统诗学一向将形与神对举。唐诗的魅力乃在于神,而不在于形。国学大师袁行霈教授便有“唐诗风神”说。盛唐的诗,有明显的太平盛世气象;到了中、晚唐,这种蓬勃气象和雍容风度则不复存。如果说唐诗重韵致,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指的“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宋诗则另辟风格。钱钟书《谈艺录》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反观现代人的诗词,时有“面目模糊”之感,分不出气质、风格。甚至是一些青春年华的大学生,其征诗比赛的获奖作品也不乏陈词腐语。因此,我们在提倡打造精品力作的同时,还应注意到诗词创作的现代化。因为没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就是没有“个性”和“轮廓”。
袁行霈教授在其《博采精鉴深味妙悟——研究中国诗歌艺术的点滴体会》一文中谈到:“诗歌艺术不等于平常所谓写作技巧,它的范围很广泛,制约因素也很多。就一个诗人来说,人格、气质、心理、阅历、教养、师承等等都起作用。就一个时代来说,政治、宗教、哲学、绘画、音乐、民俗等等都有影响。”“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四者结合起来,就有希望打开中国诗歌艺术这座宝库,看到其中璀璨的珍宝,并为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自豪。”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诗并没有消亡,究竟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如何在发展中再创高峰?这就要视乎今人如何走好古典诗词现代化的进程。偶尔翻阅文学报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小老板从厨房里走出来/淡淡地说了句:来了/我说:来了/小老板说:砂锅?/我说:砂锅/吃完饭,我们走时/后院的狗又叫了几声/同前几次的一模一样。”我想这也许就是一度流行诗坛的“口水诗”的典型风格。然而,根据我对诗歌的认识,这首“诗”虽然披着“诗”的外衣,但实际上应只是把一般的散文句子以诗行的形式排列而已。从阅读的效果来看,则像一杯淡而无味的白开水。
现代诗以白话为载体,但以白话写诗,并不等于诗歌语言就应当放弃精雅的追求。白话写作不应流于大白话式甚或口水式的抒情言志。一位诗人在作品中有“从被子上闻到了太阳的味道”一句,有人称其是神来之笔。但有过带孩子经验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牙牙学语的顽童就会对着妈妈刚晒过的被子,兴奋地喊:“我闻到太阳的味儿了。”小孩子被大太阳晒得不耐烦时,甚至会伸伸小舌头,说:“我把阳光吐出来!”诗人的口语化表达反不如顽童脱口而出的喊叫更为传神,这真是诗人的悲哀。
以语言艺术为表现手段的诗,是文学的最高样式。诗的语言应是至为精纯的语言。但目前流行的口语诗所表达的大白话味却愈来愈趋向极端。诗歌语言的审美特质因而受到了极大的侵蚀。与此对照,古人的诗词创作也往往以日常体验为表现对象,不少佳作即使今人读之也颇觉浅易。
而其诗歌语言不仅合辙押韵,读来颇有乐感,且能于平淡中寄寓深情,令人有百诵不厌之感。如明代诗人沈昌的作品:“杏花枝上着东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这首小诗表现的内容和上述的口语诗颇为相近,只是“沽酒”变成了吃“砂锅”而已,但后者的表达浅易而文雅,未流于直白。吟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传统选本,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古典诗词的艺术形式至今仍吸引着许多文学爱好者为之身体力行,可见其生命力是不朽的。当代的口语写作亦应借鉴古典诗风,于平易中见高情雅致,方能真正建构其留传于文学史上的一席之位。
马凯先生在其《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变”》一文中指出:“在最近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诗人、评论家达成了新体诗与旧体诗要‘比翼双飞’、‘相互促进’的共识。在今年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格律诗作品首次参加评选,有的已列入候选名单。这些都是十分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消息,必将对发展和繁荣当代诗歌产生积极的影响。”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华诗词是语言与形象、情感高度统一的文学艺术,也是精妙才华与丰富思想驰骋的王国。作为一种精炼的表达方式,中华诗词虽往往短小精悍,却常常意蕴深远。华夏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深邃与精妙在传统诗词的形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亦展开了传统礼俗与人情世态的绮丽画卷。
毫无疑问,坚持对传统诗词的研读、创作、传承与弘扬,是培养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与认同的重要途径。那种只重视新体诗而试图将旧体诗词锁进博物馆与故纸堆的思路,低估了文化传统本身不断积淀与创新的能力。我们不能将本民族文明现代化的发展之途拱手让予西方文明。我们相信,只有一个建立于丰富历史底蕴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强基石之上,以自身的文化文明与精神价值为旨归的民族,才有能力与世界各民族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也才能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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