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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词史概论
我们要了解词的发展历史，必须要先从诗入手。
中国古来就有诗乐一体之说。自先秦乐府民歌伊始，直至汉魏、南朝，乐府诗大都是可以合乐而歌的，而汉魏之后的五言、七言古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则渐渐成了徒诗而不可歌者。唐代的拟乐府与新乐府也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只唐绝句中有可配乐歌唱的，时称“唐乐府”，后更有入教坊曲调者，如《阳关曲》、《杨柳枝》等，最终慢慢演变成为词牌。到了唐五代，才真正出现了和于民间曲调以及胡乐而唱的歌词，也就是后来的词牌。这种在前代乐府民歌基础上的变异，其韵脚富于变化，句式长短错落、奇偶相间，体裁上较之齐言的古、近体诗歌有了很大变化，同时展现了独殊的表现力。
南宋胡寅有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 然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恰如陆游在其《长短句自序》中所说：“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沉没）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这就是胡寅所谓的“自扫其迹”了，而“词为诗余”之说或者由此而来。至于“诗余”之意，一种说法是为了表述由唐乐府之齐言诗衍为长短句；另一种说法则是指诗降为词，词为诗之余绪，这无疑表示出了对词体的轻视。
词最初叫做曲子或曲子词，又名诗余、歌曲、长短句。以其性质而论，应算作歌辞，也就是一种广义上的诗歌。我国诗歌从中古伊始（先秦乐府时期），就同音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生活不断丰富，音乐更是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娱乐方式。而当时的音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原产于西域的“胡乐”，尤其是“龟兹乐”的大量传入（龟兹：汉代西域国名，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一带），与汉民族原有的“清商乐”体系发生融合，诞生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燕乐新鲜活泼，调式繁多，伴奏乐器风格各异且富于变化，从而深得贵族阶层与坊间民众的喜爱。
尤其在开元、天宝年间，因唐玄宗精通与酷爱音乐，将内教坊移于蓬莱宫侧亲自教习，号称“皇家梨园弟子”；另设京都左、右教坊，委派宦官掌管，教习俗乐。帝王亲身教习燕乐，当时盛况可见一斑。那时的燕乐既有舞曲也有歌曲，其歌曲的歌辞就是后来词的雏形，当时称作“曲子词”。《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有云：“盛于开元、天宝，其著录者十四调二百二十二曲。”曲子词在体制上尚属粗备，有待完善与成熟。如字数不定，常用衬字，韵脚平仄通押，兼押方音等等，词格较宽，声辞配合要求不严，用韵技法简单，基本上还处于草创阶段，但曲子词的造意与遣词却很好的保留了民间词的风格，素朴而富于生活气息。
作为史上第一篇词学论述，李清照在《词论》的开篇写到：“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这里直接提到盛唐曲子词的发展状况，说明李清照也赞同词调源于盛唐的观点。随后从燕乐衍生而来的曲子词又从民间转到了文人士大夫手中，雅化以后继续广为流传，尤其受到上流社会的普遍重视与欢迎。
词在兴起之初，能选择这种文体抒发情怀的诗人，大多都是精通音乐的。那时词调都配有曲谱，人们依照曲调的声律填入歌词，称为倚声填词。这里的“声”是指曲调的声，只有字音与乐曲相协才能合律，后来的词谱则是将合律的用平仄的句式标准固定下来后所形成，为的是方便不通音律的人依谱填词。另一方面，当时精通音律的诗人，又常常反过来以歌词之意自度新曲，致使曲调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作为一种新的歌曲形式，又因其易于传唱的特点，迅速在社会各阶层中传播开去，渐成时尚。
易安曾在《词论》中通过对词的风格达意、音律声情等方面差异的精妙论述，将词并非诗余，实则别是一家，应注重协律与雅正的观点阐发的淋漓精致，在当时引发词的原生意义讨论的同时，也对后世在词的研究上指出了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乐工亡散，教坊遗曲多数佚失，然而自宋伊始，词人与作品数量却日渐丰盈，并推动词的学术发展达到顶峰，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当时不仅能按照前人曲谱填词，更得益于大批精通音律词人所创制的新曲不断加入，使词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愈加繁荣，直发展到词坛的历史巅峰。
词调在北宋全面兴起时，依然承袭了晚唐、五代的花间之气，词风婉雅细腻而多有绮艳，哪怕到后来慢词长调的出现，风格上也无太多改变。直到北宋中后期，苏轼的“以诗入词”才渐开豪放之风。他主张词的创作应“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将以前只在诗中表达的忧国忧民、政治抱负等儒家思想与情怀，创造性的表现在词中，突破了前人填词非情即恨的题材束缚，将悼人、怀古、记游、思辨等等诗的题材尽皆纳入词的表现范围，赋予了词更加深广的意境，使得词不仅可以抒情写景，也可叙事议论，最终跳出花间时期形成的专写儿女情长、离情别恨的籓篱，一改晚唐、五代以来词家的婉约恻艳之风。这些都给当时绵柔乏力的词风注入了诸多全新的元素，使得词的题材范围进一步扩大、艺术表现力进一步增强，不仅词风焕然一新，更极大提升了词的活力。尽管也有观点认为“以诗入词”削弱了词的艺术个性，使词的特性向诗出现一定程度的同化，长远来看会反过来阻碍词的发展，但它终竟是代表了一种词的不同流派与变革趋向，提振了词坛，更向当时的词坛注入了全新的鲜活元素，刺激了词学的加速发展。
北宋靖康之变后，大批词人去国离家被迫南渡。家国乱世之秋，也即风云际会之时，国破家亡的漂泊流离，加上朝廷偏安软弱，使人常怀家国身世之悲，其满腔激愤发而为词，词人正可极尽情怀安排之能事，令词旨若隐若现，别生寄托。而其代表人物，就是有“辛郞壮曲”之称的辛弃疾。辛弃疾自谓“余事作诗人”，本身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将军，但满腔驰骋报国之志却得不到重用，惟有“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其为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据此而论，辛词与苏词在风格上确有若干相似之处，而王国维所论“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更是一语中的。
其后的姜夔更将长调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姜白石为词，发则跌宕峭拔，收则清空绵邈。他一介布衣终生未仕，沦落江湖后又寄人篱下，故虽难事稼轩之雄豪，亦多家国之慨叹。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言：“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所论相契，更指出其“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南宋末年的张炎更承其沉郁风格之衣钵，“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亦或易代之际的词人多感家国身世之伤，此难言之隐惟有借水怨山、托物言志，比兴中含蓄不露，终为沉郁。
两宋词在渊源上虽一脉相承，但风格上却各有其特点。北宋词人为词，多为应酬消遣的随性率情之作，只为表达欢愉之情，其往往只就眼前之景直抒内心情感，浑厚圆润，自然感人，故少有意外之旨；而南宋恰逢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词人的创作更容易基于社会现实来抒发感慨，要么是文人墨客间相互唱和，要么是为了结社应酬，要么是作为恢复山河的抗战号角，总之，词已经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将作词视为高雅的艺术活动，独运匠心，费心构思，于门径俨然中巧妙安排，从而精彩丰富，句法章法亦可圈可点，警策动人。恰如《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所云：“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而周济在《宋四家词选.序论》中曰：“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又曰：“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然而客观上看，两宋词其实各有胜场，盖北宋词立见性情，易生即时之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反复去咀嚼。
南宋以后随着音律之学的日益式微，多数词人实际已经不通音律了，尤其到了元朝，出于各种原因，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始终一蹶不振，而任由元曲取而代之，直到清代词学中兴时刻的到来。
随着元代“曲兴而词亡”现象的发展，元曲很快得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普通市民的喜爱并迅速流行起来，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亦随之转移。时至明末，长期沉寂的词坛突然出现浙派词的崛起，而词作为文人的基本修养从未被遗忘，理论探讨依然很热烈，这无疑为清初词坛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清词的复兴，是在清代的学术风气发生彻底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清人对“诗庄词媚”、“词为诗余”、“词为艳科小道”之类的传统观念不以为然，相反，词体所特有的抒情功能却得到清人的重新发掘与重视。随着清初政权的迅速统一和康熙盛世所带来经济、文化的快速恢复与发展，民众生活也得到极大改善，社会出现了空前稳定的政治局面，因此，繁荣本朝文艺也自然成为了一种迫切的要求。而词这种文学形式的抒情功能却正好迎合了这一时代文化的需要，使得词的文学地位迅速提高。所以，清词的中兴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相互撞击、共同触发，再经有声望者的提倡、推动而形成的。
清初的词学流派已经众多，除了最早形成的以陈维崧为首的师法苏、辛的阳羡词派，后又出现了以朱彝尊为首的师法张、姜的浙西词派，以及清代中叶张惠言开创的主张词风变革的常州词派，更有被况周颐誉为“国初第一词手”的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字容若，属满洲正黄旗叶赫那拉氏，清初词坛大家，王国维赞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容若作品以小令为主，偶有长调亦见工力，现存词作为《饮水词》300多首。其学术上崇尚南唐二主，主情致，不事雕琢，反对模仿。纳兰词多是直抒胸臆，词风受晚唐花间一派以及北宋词的影响，深情婉致，清隽自然，传世名篇很多。其作品主要写个人的哀怨愁苦，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些深刻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纳兰容若的词在两宋之后的词坛始终占据着极高的历史地位，已成为近现代词坛的一座丰碑。
清词复兴的标志，首先是词人数量远超元、明甚至两宋。叶恭绰《全清词钞》共录词人3196人，词作8260多首，超过宋两倍以上。另外，从朱彝尊的《词综》到张惠言的《词选》，以及万树的《词律》，而迄今为止最大最全的词谱《御定词谱》，就是在清初《四库全书》修订中编撰的。这个时期更出现了一大批立论精审的词论家与词学专著，其立论风气远超前代，词学研究成果斐然。而词作的整理、编辑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王鹏运所编的《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所编的《彊村丛书》、江标所编的《宋元名家词》等。清词的众多词学思想对中华词坛的学术发展与人气提振，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华词坛历史上最后一道绚烂的礼花，而其而余绪直到现在依然对当今词坛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清词的具体流派与渊源发展，我们将放在本期课程的最后用一个课时来专题讲述。
关于词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沿革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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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5 23:32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9 2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