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05 淼焱《品宋斋前贤作品研习》主题：【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

高天流云

    2017-11-05 淼焱《品宋斋前贤作品研习》主题：【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作者：辛弃疾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作者】辛弃疾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此词作于淳熙五年（1178年），据稼轩举义军南渡以来，已逾二十个年头。这是首唱和词。稼轩所有作品中十有三四是唱和赠答词。往往追昔抚今，浩然激烈，热血沸腾，对时事以及身世之感慨往往都融入于对好友的美好期许之中，这是稼轩词的一大特点。他在临安大理寺少卿任上不足半年后，调任湖北转运副使，溯江西行，舟次扬州时，与友人杨济翁（炎正）、周显先往来唱和，这首是其一。整体的结构很清晰，即上片追昔，下片抚今，这种结构可以有效避免语意平直的弊端，就跟电影中倒叙手法很相似，容易引人入境。

　　起二拍“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高楼”是合成“追昔”第一个境：落日照在边塞上，嘶尘飞扬，金人的铁骑在秋风瑟瑟中杀奔到了边境，刻画到此，一副肃杀的动态景象赫然眼前；而对岸的宋军正陈兵十万，旌旗遮天，大江里的战船高耸如层楼，又如一个个伫立于天地间的巍然不动的巨人，正摩拳擦掌地伺机一击大溃敌军。此处皆偏重于静态的描写。前拍的“猎”与后拍的“耸”，炼字极为警醒，这样一动一静的描写，则更烘托出非正义方的不可一世与正义方的冷静沉着。

    “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为第二境，值得说道的是，此为三个有历史跨度的典故合成的一境：

    前秦苻坚举兵南侵东晋，他曾自夸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淝水一战，大败而归；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令左右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从其父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随鸣镝而射头曼，“血污”是指头曼单于死于非命的意思；“佛狸”是后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其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杀死。这三个典故合用一处，只是隐括了一个大事件：金主完颜亮南进期间，统治层内部发生了矛盾，军事上受挫至深，军心动摇。恼羞成怒的完颜亮下令三日内必须渡江南下，遂部下不堪压力，起而杀之，提早结束了战争。那么问题就来了，作者为什么动用三个主人公都不相干的历史典故去隐括一件事呢？有人也许要问，豪放词不是都以拍案弹剑、直抒胸愤为快嘛，何必费墨费神多此一举呢？试想一下，如果把完颜亮的这一事件以直笔出之，岂不与史官雷同？岂不无趣？稼轩虽擅以文入词，但本意是借古讽今，于纵横捭阖、虚实莫测中，见出章法之跌宕顿挫、性情之慷慨不平。所谓“魄力之大，苏不如辛”《白雨斋词话》。这种魄力非胸怀天下、俯仰古今之人不可为也。

    第二境到此，又道出了当时金国外强中干的事实，收复河山的时机已到，朝廷应该及时出兵。于是便有了第三个境：“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季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的小字，其年少时“黑貂裘”入秦，以合纵政策游说各路诸侯，佩六国相印。作者以苏秦自比，只为突出他当少时英姿飒爽策马南来的形象。可惜，当他踌躇满志的向朝廷递上请战书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虽然作者未在作品中直言其事，只是读者而言，越细思“季子匹马”那种热血轻狂，就越同情其一瓢冷水灌顶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落寞无奈。当然，前提是读者得十分了解其那段时候的身世际遇。

    上片追昔三境，欲隐却显，欲说还休，词笔越不经意处，越感其深沉。

    过片，拉回今景，自然而又干脆，“过扬州”点醒题面。接下来作者并未承“今老矣”而穷及酸愁，只是词笔一转：“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这里用了三国丹阳太守李衡之事，相传李衡临终前对家人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这几句话体现了李衡是个善谋家业的精明人。而丹阳又距扬州不远，稼轩用其事，既合乎当时的情境，又包含幽默的自嘲在内。言外之意是：壮志总归难酬了，我也一把年纪了，还是学学李衡趁着老骨头还能动弹的时候，多为家人置些家当吧。这种以现状的萧闲无事来反衬其内心的孤寂、郁闷、无奈的例子，在稼轩的作品中很常见，比如“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满江红·过眼溪山》；“长安古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等等。

    “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这一拍中的“二客”，应是题面的两位原唱作者杨济翁和周显先。这三句话没有旁敲侧击，算是直抒胸臆了，是在劝慰二位："你俩都是东南名流、胸藏万卷，不要像我一样无所作为，徒有归隐之志，在此临别之际，倒是还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俩说说……”场景到此，稼轩有些欲言又止，是说还是不说呢？

　　于是在两位好友干瞪眼许久的情况下，他终于喝了杯酒，把满腹的忠愤不平转化为对朋友的殷勤叮嘱：“千万别学李广壮年南山习射，生平战功赫赫，临了只谋个‘富民侯’的闲职虚名啊！”稼轩用“莫”“直”对起而用李广之事，便觉寻常叮咛中摇曳生姿、声情激荡，于结拍如此振起收篇，也就是所谓“行于当行处，止于不得不止”吧。

    后人常喜欢把“苏辛”合为一谈，但于我而言，这两者还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苏词气足，辛词势大；苏词多以旷逸中深沉，辛词多以怨艾中狂放。两者不应是锁在一起的连环战船，而应是并驾齐驱的两匹骏马。这首《水调歌头》，虽然于稼轩的当行风格上无多标新立异之处，也称不上代表作，但其“势”之大，并不亚于被后世所传唱不息的诸多佳构。势大，不仅体现在用语措辞的惊骇，更体现在取境的宏阔,譬如登得越高，虽然望得越远，但眼之所至，毕竟有限；而心之所及，古今天地，任凭纵横驰骋！不必拘泥于一室一庭一山一水一朝一夕。时间、空间的转换，典故、现事的开合，皆能为造境服务，这可能是稼轩词所谓“豪放”的根本特性所在吧。这种特性也直接影响了其后整个南宋词坛，也使得南宋和北宋词的创作手法上渐趋泾渭分明。纵观稼轩之后的南宋词所谓“豪放”与“婉约”，只不过语言风格有所差异，其章法大多是一脉相承的，即大都避免直言其事，常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宋词坛的“咏物”体能够盛极当时了。

    今人学稼轩，常常会流于叫嚣骂座和堆叠典故的两个极端，殊不知其铁板铜琶里包藏的是蕴之又蕴、曲之又曲、真之又真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