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 治 天 下 （之四）----《孝经》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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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倡导谏争

    孔子特别反对愚孝愚忠，极力主张“谏争”，认为「不争则非忠孝」，若儿女看到父母有过而不去劝谏，一味顺从，就会陷父母于不义，这是不孝；人臣见到领导有过失而不去劝谏，盲目服从，就会陷领导于不义，这就不忠。经文中不仅在两个章节中提到谏争，而且还将「谏争」专列一章，对其进行了详细论述。

    在「谏争」章，「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当学生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儿女将慈爱恭敬、安亲扬名都做得很好，一切顺从父母，这是否可谓孝子？孔子听后，连说两句此言差也。接着教诲：从前，天子、诸侯、卿大夫身边都曾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天子身边有谏臣七名，诸侯身边谏臣五名，卿大夫身边谏臣三名。由于建立了讷谏、劝谏机制，所以即使天子偶有失察，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诸侯一时未善，也不至于亡国；卿大夫间有差误，也不至于丢掉封邑。士身边如果有敢于时进忠言的朋友，他就能够保持美好的名声；父母如果有敢于规过劝善的儿女，他就不会做出不义的事情。所以，面对父母、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做儿女和臣僚的，不仅不能盲目服从，而且必须竭力谏争，勇于匡救。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忠。

    但是，谏争还必须讲究策略，讲究艺术。古人云：「武死战，文死谏」，这当然说的是极端情形。《论语》中，也有「君子信而后谏」的警语，这些都是古人谏争的艺术精典，值得我们借鉴。臣僚欲达到的劝谏的效果，首先平日要忠于职守，取得君王的信赖，在你谏争时他就易于接受。当然君王也有一时昏晦，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犯颜谏争，也许就是不得不采取的方式。《晏子春秋》和《史记 滑稽列传》等经典名著中都记载了许多巧妙谏争的事例，足以说明讲策略、有艺术的谏争效果，均值得后人效仿。

    在「事君」章，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孔子在专论如何事君时，又再次强调谏争的重要性。他认为君臣之间，休戚相关。作为一个称职的臣子，事奉君王时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上朝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献计献策，竭力尽忠。二是退朝后，不仅要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存有过失，还要思虑君王的政令是否存有不妥，如何防微杜渐。对君王正确的决策，坚决遵照执行，对君王的过失，要竭力劝谏，防患未然。只有这样，君臣之间才能同心同德，上上下下才能互爱互敬。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孝治天下”是《孝经》的核心论点，是处在春秋战国历史大变动期间的孔子，对西周时期文武二王及周公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和向往。在以宗法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出于社会现实的本身的需求，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德以孝为本”的理政观念，尊崇为自下而上的执政手段和治国方略，把孝治推崇到政治伦理和治政理念的核心地位，有其特定的历史实践意义。从那以后，在历时两千五百来年的中国社会中，历代统治阶级多数都把孝道视作施政治国纲领的核心内容，帝王将相、巨子碩儒为《孝经》作注者代有其人，孝治天下的践行者更是层见迭出。

孝道，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孔子所推祟的先帝之道、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子之行，无一不对历代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发掘《孝经》的精神实质，汲取其积极因素，这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乃至廉明执政，社会安定，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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