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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来说说七言诗的发展和近体诗的滥觞。 七言诗兴盛于五言之后，但是，从其产生的年代来看，并不比五言晚。所谓“论古诗之源，则五七言同时”。关于七言起源，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诗骚说。按《文心》说，“四言廣於夏年”，“五言見於周代”，“六言七言，雜出詩騷”。 二、联句说。按任昉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答苏诗》。六言诗，汉大司农谷永作。七言诗，汉武帝《柏梁殿联句》。”《文心》亦作“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之论。 三、歌谣说。这种说法是现代学者提出的著名考论。一言以蔽之，曰：“谣谚为诗歌之先声。” 我们在这里且不论证孰是孰非，而综合来看诗歌的发展历程。早在先秦时期，是确有歌谣合乎七言体例的，如《穷劫曲》、《河梁歌》。但这些作品仅仅是歌谣而已，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诗作还有很大差距。到了汉代，乃见文人七言，如《柏梁诗》、《燕歌行》。 这里要重点说一下。由《柏梁诗》而得“柏梁体”，用韵匝密，后世常为文人联句所用。其为诗史所重者，一来乃是开文人联句之先河的创造，二来可作为七言诗体形成的标志。至于《燕歌行》，乃是乐府曲调，写先汉之代，史无所载，故后世皆以曹丕为开创者也。亦不乏效法而以此调为闺怨者。事实上，很多人将七言成型归于汉代之后，并以《燕歌行》为代表。盖因诗歌并非汉代主要文学形式，且汉代乃至以前的七言诗虽有大“体”，却无甚“裁”，往往“质木无文”，不堪于诗。
到了南北朝时期，七言创作蔚然成风，七言作品日渐丰繁。这一时期的七言，已经趋于成熟，呈现出许多近体诗的特点，如仗偶、声韵等。事实上，南北朝时期也是诗歌发展史上重要的分水岭。以这一时期为界限，声律被勘定，诗歌的“声美”有了理论基础，更使得古体与近体真正分开。 但是，说到近体，我们还是要把五言与七言分开来谈的。因为在南北朝时期，虽然齐梁、永明等体例出现，但真正受惠的还是五言诗，而七言则多被归于古诗、杂言之流。相较于“正统”的五言诗，七言自诞生即遭冷遇，甚至有“七言不名诗”之说。直到唐初沈诠期、宋之问的时代，才堪堪“扶正”了七言的地位，并形成正式的七言近体诗。 说到近体诗，不能不提永明体；说到永明体，不能不提四声说；说到四声说，不能不提竟陵八友。这一段信息量比较大，我尽量从简择要，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去骚扰度娘。 永明体，因其成于南齐永明年间而得名，后世多以其为近体的代称。近体相较于古体，一来讲究形式上的仗偶，《文心》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二来要求声律上的和谐，《文心》所谓“风力穷于和韵”。 永明体缘起于四声说，四声之来入中国，得益于佛经的传播。但四声的创立，说法不一。 按钟嵘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 复有说“四声韵起自沈约”，因为沈约编订《四声谱》，所以这也是提倡较多的说法； 又有说，四声创于周颙，按《四声指归》：“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着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其中佐证很可能来自沈约本人，因此这种说法大抵是最权威的了。 诗史上，之所以沈约被反复称颂，除了《四声谱》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八病”的提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说虽然存疑颇多，亦不少非议，但不可否认其对于近体诗的发展，尤其是声律的运用规范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
在这一时期，沈约之外，另有一人不得不提。那边是同属竟陵八友的萧衍。说到这位武皇帝，最有名的恐怕不是文学建树，须知，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便给后人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千古绝唱，礼佛之心不可谓不虔诚。不过历史上，萧衍少显英才，立孚重任，南征北战，代齐建梁，也有一番雄才伟略。文史尤以其编撰《昭明文选》而倍加称道。 《文选》作为两汉六朝的辞赋精要，自是众人交口，不必细数。今天就以之为引，简单说说六朝赋与《文选》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我们在学习唐诗时，会接触到一种创作手法，叫做“以赋为诗”，人物以杜甫为代表。这种艺术特征的显现，就如楚辞作则骚赋兴，是诗赋发展的必然现象。在诗赋平行发展并相互渗透的六朝，赋的诗化和诗的赋化已成为两种显著的文学发展态势，初唐的诗家们不仅沿袭了这一潮流，并且有意识地取法大赋，来拓宽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而在魏晋时期，这种互相渗透转化有着更为典型的表现。 一是辞采华丽。相较于古诗十九首，譬如曹子建的“辞采华茂”、潘岳的“烂若铺锦”，都体现这一特征。 二是结体铺陈。所谓曹子建“驱屈宋之辞，折扬马之赋而为诗”，潘安仁“笔端繁冗，不能裁节”，俱此之谓也。 三是工尚巧似。陆士衡所谓“赋体物而浏亮”。于是六朝气象，“情必极貌以写物，词必穷力而追新”。
书卷客曰：伏维歌发于情，而入于乐，诗感于志，而动于声。故歌诗之道，本乎自然，声律之则，出乎人伦。且夫天官有盈昃之常，人事合悲喜之变，岂无阴阳损益，庶几律吕协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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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4 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