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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辉：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关于儒家独尊的历史解析
凡是中国人，不能不关注儒家。
说它是宗教也好，说它是文化也好，说它是学派也好，说它是教育也好，一言以蔽之，在中国要说清任何事情，归根结底都绕不开儒家。在写作《大秦帝国》的十多年中，几乎日日都随着战国人物与儒家做方方面面的精神纠缠，浸润既久，对儒家也就有了许多思考。诸多问题与现象之中，以对儒家文化霸权与中国文明衰落之间的关联想得最多。
儒家原生态一：完全彻底的复古学派
春秋、战国、秦帝国，是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前的原生态时期。
儒家的学派基因，正是在这极为特殊的三大时代形成的。不了解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真实面目，就不可能理解儒家在获得文化霸权之后的种种作为，更不可能理解儒家文化霸权对中国文明产生的令人欲哭无泪的深远影响。
儒家诞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前475年），是一个蓬勃生长的新文明浪潮对摇摇欲坠的旧文明根基不懈冲击的时代。至孔子立学成派，华夏天下已经是士人大起、学派大兴、变革迭生的春秋中后期。
其时也，对社会产生钜大影响力的各种学派，已经林林总总、比肩而立，竞相叱吒风云了。面对剧烈变化的时势，面对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谁也不能回避的种种社会变革。那时，所有学派都不约而同的展现出一种使命意识：对社会变革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鲜明主张；对社会变革的实践，积极投身其中。彷徨骚动的社会，对清醒的理论有着紧迫的需求，对理念鲜明而躬行实践的名士大家，更是奉为圭臬。
这就是那个时代浓烈的社会风尚 —“贵士”。
当此大势，各家各派的士人们义无反顾，轻生死、谋天下，非但慷慨地承担起在理论上探索社会出路的重大责任，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入仕，力图实践本学派的政治主张。潮流相催，彼此竞争，一时蔚为时代大观。非但大学派（显学）如此，操持实务技术与玄妙思辨的学派，也不能不将本学派的实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如工家之公输般，医家之扁鹊，水家之李冰、郑国，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子，甚至最是消极的老子、庄子，也都一样的曾经有过游说诸侯，预言邦国命运，阐发治世之道的经历。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置国家兴亡于不顾、置天下变革于不顾的学派，也没有狗苟蝇营一味逃遁的名士。那是一个参与意识最为急切的时代，也是知识阶层入世精神最为浓烈的时代。
应当说，这是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代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也是世界文明生成时期绝无仅有的一种典型现象。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士人阶层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意识，极大地鼓荡了那个时代的国民精神，也奠定了中国文明中的“天下”意识，形成了中国民族独有的精神大格局。
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孔子立学成派，提出了一整套有关社会未来走向的主张。
大要说来，孔子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德治仁政，回归周礼，回归井田，兴灭国、继绝世等等。总体上说，孔子的政治主张，就是完全回复到周代的礼制社会去。孔子对社会架构的主张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仁本，也是完全回归西周严格的礼制社会。孔子主张的处世理念是：忠恕中庸，文行忠信，完全回归到礼制社会温柔敦厚的人际关系。孔子对社会阶层分工的主张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完全的维护已经消逝了的礼制社会的构成基础。孔子的教育主张是：有教无类，六艺教人，始于诗书，终于礼乐，回归到以上古经典为归宿的王化教育。
在儒家获得文化霸权之后，孔子的种种理念被生发得庞大无比。孔子的任何一句话，都成了说不完的学问。但是，这是后话。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初始儒家的社会主张，大体就是上述五个方面。
在孔子提出的种种主张中，最为社会所关注的，是其政治主张。孔子终其一生，带领弟子们全力效命的，也是实践其政治主张。
孔子以政治主张立学成派，儒家以政治主张不见容于天下。
政治主张，是孔子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的本质所在。政治实践是孔子的生命历程，也是儒家的生命历程。不从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入手，甚或有意识地忘记、淡化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政治生涯，而只在抽象意义上“研究”孔子语录与儒家经典，一定无法触摸到儒家的社会本质；也永远不能了解，这个学派由“惶惶若丧家之犬”的狼狈，却又在后来霸权加身的历史奥秘。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相比，原生态儒家的政治主张的最突出特点是：公然尊奉一个已经消亡的时代，并将那个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强烈主张正在变革的动荡社会，完全地返回到礼制时代去，恢复纯正的田园诗一般的上古王道。
这是儒家复古主张的独一无二之处 — 完全复古，不是局部复古。
儒家对过去时代的全盘肯定，以及无以复加的赞颂，与同时代的其他学派构成了鲜明的区别。事实上，当时主张变革的大家中，不乏对上古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者。譬如墨子，譬如商鞅，譬如荀子，譬如韩非子。可以这样说，主张变革的各个学派，没有一家，没有一人，对上古社会（尤其是上古圣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强调的是：“三王不同礼，五霸不同法，世事因时而变。”变革学派不否定任何一个时代的合理性，更立足生身时代的变革合理性。即或今日，这种观念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
儒家却是特异，对自己的生身时代完全否定，对已经消亡的社会却完全肯定。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比苟延残喘的周天子还要坚定，还要鲜明。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看不出孔子的这种完全复古的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学派，有如此完全的彻底的不可思议的复古主张。
这个举世惟一的彻底复古学派，后来却不可思议地霸权加身，实在值得深加揣摩。
儒家原生态二：强硬的复辟实践，顽韧的履行精神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其生活轴心只有一个：全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儒家兴起之初，社会新兴势力对其政治主张的力度，还是不甚了了的。至少，没有多高的警惕性。孔子的名声其所以很大，十有八九是探索时代的士人群体，以开阔胸襟捧场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变革学派如何不赞成孔子儒家的政治主张，但都还承认孔子学派的治学态度，承认孔子学派以天下惟一的彻底复古派的孤绝地位所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士人世界承认孔子学派是“天下显学”之一。
但是，在鲁国真正任用孔子“摄相事”— 不是丞相而行使丞相大权，大张旗鼓地重新整合鲁国社会之后，儒家的命运，却骤然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孔子雷厉风行的“堕三都”（摧毁三家新兴势力所建城堡），断然诛杀鼓荡变革的新派名士少正卯，使天下新兴势力与天下士人阶层骤然明白：这个以君子自居的大学问家，原来是个骇人听闻的正牌复辟人物！
当然，孔子“摄相权”期间，绝不是仅仅做了上述两件事。在齐国与鲁国的“夹谷会盟”中，孔子以齐国乐舞有夷狄乐舞之嫌疑，断然喝令中止；齐国再献歌舞，又以不合礼仪规范为由，喝令鲁国武士砍下了齐国乐舞师的手足。此事，使齐景公与名臣晏子大为震恐，但慑于鲁国有“武备”而来，只有作罢。
几件事之后，天下汹汹，合力攻讦。
鲁国旧贵胄恐惧于孔子可能激发民变，并开罪大邻邦，只有罢黜了孔子。
从此，孔子及其儒家，陷入了漫长的历史困境。
强硬的复辟实践，仅仅只有这一次，而且迅速的失败了。但是，这仅仅的一次，却最充分地显示了孔子的强横政风 — 对政敌毫不手软，更不讲恕道，决然的有形摧毁主义。孔子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试图以迂回的方式复辟，提刀便上、迎头砍杀，所谓的“君子风度”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荡然无存。如此政治作为，虽然只有几次，天下也足以看透了。从此，整个社会对孔子及其儒家，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 — 敬而远之，避之惟恐不及。
但是，孔子没有倒下，儒家没有倒下。
孔子履行政治理念的顽韧精神，就此开始充分展现出来。
孔子带着全套弟子，孜孜不倦地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以不同的说辞，阐发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反反复复地诉说着自己的“仁政”方略，诉说着自己的反“苛政”主张。孔子在以反复的诉说，表示着某种失悔。孔子甚至公然表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如果哪国再用我，我不一定就要重建东周了！
可是，无论如何辩解表白，还是没有人敢用孔子。后来，甚至连吃喝也不好好招待了，以致于在陈蔡两国“绝粮”，孔子自嘲“惶惶若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还是没有气馁，没有屈服，依然顽韧地周游列国，顽韧地游说诸侯，做着寄希望于万一的努力。直到70岁古稀之年，孔子才停止了绝望的奔波，才从复古情结中极不情愿地摆脱出来，开始了以治学方式传承政治理念的独特实践：以自己的复古史观（春秋笔法）整理文献，编辑史书，教育弟子。
我们无法知道，孔子是否在屡屡碰壁之后，真正地汲取了某些教训？
因为，基于种种原因，孔子的辩解表白，是极其模糊的，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从此再也没有给孔子及其儒家弟子，提供整合社会的任何机会。我们没有理由在缺乏实践证明的情况下，以揣测方式判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问题是，原因在哪里？是春秋时代再也没有了企图复古的当权势力么？是周王室与所有的诸侯国，都不赞同孔子的政治主张么？显然不是。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基于传统根基的保守势力，都是极其强大的，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重新整合旧传统的机会。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派迭遭惨祸，可谓明证。
孔子及其儒家，此后始终不为天下复古势力所接纳，其间之根本原因在于：孔子与儒家学派，已经成了完全彻底复古的理论大旗；政治实践上，则被天下公认为最强硬、最彻底的复辟派；任何一国的复古势力，但用其人，该国完全可能立马成为招风大树，招致“天下共讨之”的危局，旧贵胄们连苟延残喘，以待最佳时机的可能也没有了。复古势力阵营的政治家们的政治嗅觉，显然比孔子儒家灵敏得多，看得很清楚，只好忍着心疼，冷冰冰的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孔子。
后来的实践依然如故，孔子之后的儒家，依然是顽韧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家以一贯之地奔波了三百多年，最终还是处处碰壁。虽然如此，儒家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主张。认真思索，似乎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儒家政治意识过于迟钝。
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悲剧，令人常有扼腕之叹。
那么，导致这种悲剧结局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个悲剧根源，不在于儒家的复古主张。古今中外，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多如牛毛，最终酿成悲剧者，却并不多见。也就是说，政治上的复古派、复辟派、保守派崛起，以致大权在握者比比皆是；其首领与集团势力之善终者，也比比皆是。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悲剧根源在于：以哲人的智慧与洞察力，却提出了一种与社会变革及民生需求相去甚远，甚或背道而驰的完全复古理念，并以最强硬的手段实施于社会；失败之后，又坚韧不拔的为其奔波数百年；既未在实践碰壁之后作出应有的反思，也未在此后的实践中表现出应有的改变。
精神世界的封闭性与孤绝性，是孔子及其儒家悲剧的最深刻根源。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我们很难在社会实践生涯中，尤其很难在政治实践生涯中，找到这种完全以已经消逝的“过去”为信仰的学派团体、领袖人物。即或是同样具有殉道精神的宗教团体，也是以“来世”或者“天堂”为号召力的。以已经消逝的过去社会，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并甘愿作出殉道式的努力，古今中外，惟有孔孟，惟有儒家。
认真回想起来，原生态时期的儒家，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学派团体。
一方面，是鲜明得毫无掩饰的彻底复古理论，是强硬得毫无回旋余地的施政作风，因而知音难觅，终被整个社会遗弃。另一方面，是
强毅顽韧的履行精神，是持之以恒的信仰原则；这种极其可贵的生命状态，感动着当时的社会，也感动着无尽的后人。两者合一，酿成了儒家在原生态时期的孤绝悲剧，也埋下了后来霸权加身而终为社会接受的种子。
变身之后，讳莫如深
一个顽韧彻底的复古学派，何以被雄风尚在的西汉王朝骤然独尊？
这是一个钜大的历史谜团，其中奥秘，儒家从来都是讳莫如深。
谜团的核心在于：儒家被独尊之后，鲜明的政治立场，忽然变得极其模糊；彻底的复古主张，忽然变得极其空泛；顽韧的复辟情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古非今而攻讦现实的癖好，忽然变成了惟官府马首是瞻的忠顺。
一言以蔽之，自从成为惟一的官方学派，作为儒家立学成派之根基的政治复古特质，便迅速地淡化了，消失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再也不是原生态时期的儒家了。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学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都是正常的；即或是最具有惰性特质的宗教教义，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修正教义，也是极为普遍的。但是，任何学派与学说的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后来的修正者，必然要竭尽全力地向社会与信众昌明，原教义的缺陷以及适时发展的必要，从而最大限度地争取社会与信众的理解，保证本学派不因学说的修正、发展而缩小影响。譬如西方之天主教，也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宗教改革；每次改革，倡导者都得千方百计地向信众说明改革的必要。甚或，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要改变某些结论、某些主张，同样要对中国社会作出最基本、最必要的说明。
惟其如此，我们质疑的不是儒家的变化与发展，而是儒家对待自
身变化发展的一种极为反常的历史表现。这一历史表现的基本点是：对于淡化“原教旨”（政治立场与政治主张）的钜大变化，儒家从来不做任何正面解释；既不说明其变化原因，也不解释变身前后学说内容的显然失衡，似乎儒家的理念从来就是如此。
如此改变信仰体系者，古今中外惟此一例。
惟其如此，后来不得不修习儒家之学的知识阶层，在各种混乱中歧义百出。
为什么如此？
似乎没有人问过，似乎也没有人回答过。
着意品味，儒家被独尊之后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也是很尴尬的。
分明是显然的变化，却硬是掩耳盗铃，佯做无事。其基本的表现是：儒家再也不顽强地传播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井田之类的政治主张了，再也不游说天下做复辟努力了；那个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最鲜明立场的政治实践学派，忽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远离现实政治的纯粹治学派了。
涉及政治主张，儒家的复辟立场，已经演变为“王道仁政”之类的哲学式敷衍。涉及历史论述，儒家所有关于复古的强硬主张，都巧妙地演变为一种柔性的崇古颂词。涉及治道吏道，原本具有复古特质的仁政学说，已经演变为一种反对苛政的现实吏治主张。涉及孔子、孟子一班祖师圣人，构成其一生主旋律的孜孜复辟的政治实践，已经被大大淡化为抽象的颠沛流离的人格赞美。
在现实政治中，儒家原本有两大癖好：一是喜好是古非今，二是喜好攻讦法治。如今，也都在这种对远古社会的赞美性陈述中，变成了完全避开当年现实政治的学术评价。虽掩耳盗铃，然在官方的默许与保护之下，历经千百年反复渲染，也终于渐渐的弄假成真了。魏晋南北朝之后，臣服于儒家的整个知识阶层，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儒家本来的政治复辟特质，完全变成了对现实政治有所裨益的人伦政治学说。儒家自己则“忘记”得更彻底，似乎儒家教义从来就是如此这般。在世界文明的大宗教中，几乎每个教派都有坚持原生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古老的儒家儒教，却从来没有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派别。汉武帝之后两千余年，儒家从来没有出现过坚持弘扬孔孟复辟立场的儒家原教旨主义。
与此同时，一个显然荒诞的事实是：儒家原始经典，仍旧是天下之“经”，谁也没有着意删改；所有后世儒家，也都很在意地反复宣称：自己是孔孟的忠实信徒；谁也没有宣布过背叛孔孟，背叛儒家原生教义。儒家祖师圣贤，被供奉得越来越神圣崇高；儒家的原生经典，也越来越成为万世不移的真理；初始圣人与原生经典所赖以存在的政治根基与实践特质，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
骨头没有了，正肉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锅似是而非的儒家肉汤。
儒家变了么？变了。
儒家变了么？没有。
要说清楚么？难亦哉！
我们有理由问：儒家失语如此，知识阶层健忘如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任何秘密都会被漫漫岁月洗去尘封，儒家的变身奥秘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玄机。
西汉政权，儒家变身的历史土壤
西汉，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王朝。
西汉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推翻了创建中国统一文明的秦帝国，处在中国统一文明开创之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最具有发生种种
变化的社会潜质，最具有重塑中国文明的种种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汉王朝承担着“如何承前，如何启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课题。由于秦帝国过于短命，没有巩固统一新文明所必须的时间条件，使新创建的统一文明具有相对脆弱的历史缺陷。惟其如此，西汉王朝的历史抉择，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基本的历史事实说，推翻秦帝国的社会力量有三方：一是率先发难的陈胜、吴广的农民力量，一是以项羽集团为核心的六国旧贵族复辟力量，一是以刘邦集团为核心的布衣士人力量。三方力量的消长，最终取决于各自领袖阶层的政治视野及其所能代表的社会利益广度，而绝不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又极富传奇色彩的秉性差别与权力阴谋。这种政治视野，这种社会利益广度，有一个具体核心：如何对待秦帝国所开创的统一文明框架？正是这个看似宏大宽泛，实际上却囊括了种种社会利益铺排的现实核心问题，最终决定了三方反秦力量不同的历史命运。
利益结构的合理性，决定着特定政治集团的历史命运。
从三方反秦力量的社会利益构成看，西汉的开国阶层，显然是由各种社会职业的布衣之士组成的。刘邦集团中，除了一个韩国旧贵族后裔的张良，其文臣武将大多数由下层吏员、小商贩、小工匠、小地主、游学布衣，以及各色苦役犯，大体是六种人构成。广义地说，这些文臣武将所出身的阶层，都是游离出“布衣之士”的社会土壤。这一社会土壤生长出的佼佼者，无不具有战国布衣之士的特质。
具体地说，刘邦阵营的灵魂与核心是两种人：下层吏员，布衣士人。刘邦、萧何、曹参、陈平等，是下层小吏；吕后、樊哙、韩信、周勃、灌婴等，是小地主与下层职业布衣。也就是说，西汉集团的核心层中，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中下层人士，鲜见六国贵族后裔。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春秋战国秦帝国三代，是士人阶层发生、成长、壮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士人阶层是鼓动社会风云，并推动社会变革的直接力量。从社会阶层的意义上说，只有士人阶层对社会与时代有着相对全面、客观、清醒的认识。
正因为如此，刘邦阵营对待秦帝国统一文明的立场，与项羽旧贵族阵营有着钜大的反差。项羽阵营作为既得利益的丧失者，对帝国统一文明恨之入骨，彻底地有形消灭，无形摧毁；其所要建立的社会制度，则是完全的封建诸侯制 — 回到诸侯时代去！刘邦阵营则不然，虽然反秦，却对帝国统一文明及其煌煌功业，始终有着一种实实在在的景仰；对于帝国统一制度，至少不是简单的彻底的否定，而是极其审慎地权衡取舍，抉择如何建立大动荡之后的国家体制。
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历经百余年，西汉终于完成了历史的权衡抉择。
这种权衡抉择，并不全部都是难题。对于诸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生产交通之标准、移风易俗、社会基本法度等等，西汉王朝都没有丝毫犹豫的全部继承了帝国体制。因为，这些实际制度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民众生计。事实上，秦帝国所创立的基本制度，被全社会迅速地接受了。
所谓权衡抉择，主要集中在两个核心领域：
一则，如何对待拥有强大传统与既得利益基础的诸侯分封制？
二则，如何对待同样拥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
具体说，对待分封制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废除实地分封制，实行虚封制？对待文化自由竞争传统的难点，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国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遴选一种学说作为治国之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
这两个领域，一硬一软，都是直接影响整个社会核心结构的命脉所在。西汉王朝在这两个领域所做的试探摸索，可谓几经顿挫。对于分封制，西汉王朝几经诸侯王之乱，到汉武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了“有限实地分封制”，显然比秦帝国有所倒退。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容当另论。
对于具有深厚根基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竞争传统，西汉王朝在初期采取了审慎的摸索态度。所谓初期的审慎摸索，其政策表现是：对经过反秦战争大动荡之后，所存留下来的各有残缺的文化学派，不做官方评价，也不着意扶持任一学派，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一事一论。譬如，需要建立皇家礼仪，便起用了儒家；为论证与民休息之合理性，又一度尊奉了黄老无为之学；整肃吏治民治，则起用了一批法家之士等等。
与其说，西汉初期的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审慎自觉的政策方针；毋宁说，它是一种摇摆不定的不自觉摸索。在西汉王朝的摸索过程中，大动荡之后几乎全都丧失了领袖大师的各个学派，也都在艰难的恢复元气，艰难的展开竞争。竞争的方式，与战国时代与秦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是，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大论战形式，没有了庙堂讨论大政方针的大论战，没有了蓬蓬勃勃的官学私学并立，从而相得益彰的社会舞台。
西汉初期中期，各个学派所能进行的竞争，实际上只有两方面。一则，各自重新组合力量，对流散的典籍恢复整理，以为本学派之传承文本；藉以获得立足生存之地，再图谋传播范围的扩大。二则，尽最大能力影响官方，看哪个学派能对现实政治发生影响，从而在国家支持下获得重大发展。在这样的竞争过程中，除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墨家销声匿迹，战国之“显学”，都曾经暂时性的先后或同时占据过主流。一个，是大体可以划入道家的黄老之学。一个，是法家之学。一个，是儒家之学。
汉武帝，儒家变身的历史玄机
汉武帝时期，西汉社会的思想土壤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汉武帝前期，一时曾经奇峰突起的法家群体，随着贾谊、晁错等一批执“申、商、韩、苏、张”之言的法家能事之臣，在政治斗争中落败，西汉法家的势头已经大为衰减。从学派态势上说，此后基本上是道家“黄老之学”占据主流；儒家，则正在积蓄力量渗透上层。
当此之时，忽然发生了一个越往后越觉意义重大的事件。
这件事，是汉武帝忽然以“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对策”的方式，来讨论思想领域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基于汉武帝此前此后的作为，我们可以大体推定：汉武帝对于西汉思想界的多元并进，不认为是好事，而认定是一种混乱，需要整肃一番，从而达到“汉家自有汉家威仪”的自我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完成西汉政权在历史精神上的自我认同。
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在这次对策中，汉武帝为什么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
只要比较仔细地研读了《汉书》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问对，不难看出其中脉络。我的研究结论是：三次问对所表现的磨合轨迹，显示出这样一个两相交换的关系 — 儒家以放弃复辟上古社会之政治主张为条件，换取“绝百家之道”的独尊地位；汉武帝则以“天下洽和”为目标，将阉割了复辟根基的柔性儒家推上文化霸权地位，使之发挥“教化”社会之功能。
这三次问对的大体脉络是 —第一回合，相互试探。
汉武帝下诏，说明自己对三王之道的崇敬，“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请贤良们抒发高论，并且保证“朕将亲览”— 我会亲自看。由此，董仲舒第一次上书对策，洋洋近两千言，主要陈述了三层意思：其一，上古王道的源流演变，及其伟大崇高；其二，将天下沦丧之根源归结于法家，攻讦法家“任刑虐政”，“欲尽灭先王之道”，而导致天下沦丧；其三，着力分析“教化”社会的重要，一力褒扬孔子之学的“教化”功能。请注意，董仲舒虽然大肆赞美了上古王道，却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坚持了几百年的复辟主张。也就是说，董仲舒实质上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儒家是尊古的，但当下的儒家未必一定要坚持回到上古社会去；只要国家能像上古三代那样教化民众，社会就不会动乱；教化之能，莫如儒家。
第二回合，相互磨合。
汉武帝回答董仲舒对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都说秦代“任刑”而导致天下倾覆，可是，如今我竭力按照王道行事，如何还是一片混乱？由此，董仲舒第二次对策。仍然是洋洋近两千言，意思却相对明确多了：其一，再次描述上古禅让制的美好，与社会习俗的敦厚安宁，指出其根本原因是“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其二，严厉指斥秦帝国“绝教化之道”，任用法家，导致社会大乱，人心大坏；其三，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使其作为“教化之本源”；其四，提出了任用官吏的两个标准，“量才以授官，录德以定位”。
这次，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依然赞美上古，却还是只字未提原生态儒家的复辟主张。董仲舒着意强调的重点是，教化人心，极端重要。董仲舒提出了教化方略，但却不是孔子孟子的原生教义 — 以西周礼制教化民众。而是两个新主张：以“太学明师”为教化本源，以“才德官吏”为教化力量，可大行教化之道。请注意，董仲舒这次上书，没有提出儒家独尊之意，反而表示了在太学中与天下之士共存的意思，在任用官吏标准上，也将“才”摆在了“德”之前。显然，董仲舒还是在试探。
第三回合，终见真章。
汉武帝再答董仲舒对策，表示了“虚心以改”的求教诚意，同时明确表示：先生还是说得不甚明白，希望听到更具体、更明确的意见。由此，董仲舒第三次上书对策。这次，董仲舒洋洋洒洒近三千言，终于将最真实的主张和盘托出。
首先，董仲舒万分感慨的检讨了自己前两次上书没说清楚，“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而后，董仲舒汹涌直下，一鼓作气将自己的对策层层说来：其一，以天道为轴心，详细剖析了三代教化的异同，指出了教化民心的根本，是“乐而不乱，复而不厌”的大道，生发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化永恒论；其二，再度攻讦法治社会，强调王道教化，提出了一条图谋极深的主张 — 天子纵然行法，亦当以王道教化驾驭之 —“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其三，最终提出儒家独尊主张，“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如何，董仲舒说清楚了吗？
简约的历史文档，并不是全部真相。依据古今政治实践的逻辑，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三次奏对背后的基本事实 — 参与大讨论的“贤良方正”们的不断酝酿，董仲舒一派的集体会商，儒家群体对“上意”的不断揣摩，汉武帝与某些重要人物的秘密会商以及此等人与董仲舒的秘密接触与沟通等。因此，应该明确，董仲舒的最后主张并不是一种个人意愿，而是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
很清楚。董仲舒提出的根本目标，是“绝百家之道”；当下策略，是“勿使并进”！
董仲舒的主张，演化为文化政策就是：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在儒家保持文化霸权的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用当代文明理念解析之，董仲舒以实现儒家文化霸权的形式，将法家及其相连的法治，置于了儒家统御之下，从而完成了国家统治方式的倒退 — 以儒家理念驾驭法制，从秦帝国的法治时代退回到人治时代。
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董仲舒的三次上书，每次都要大肆攻讦法家，将儒家压倒法家作为最实际的学派目标，充分说明了儒家对于法家的忌惮。更重要的是，秦帝国之后，儒家也已经看到了，法制（注意，不是法治）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制，也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
惟其如此，董仲舒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 — 我为统驭，你为工具。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主张，自此，儒家开始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霸权。
儒家学派的性格缺失
儒家学派有若干以一贯之的精神，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惟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缺失。
迂阔者，绕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譬如行法，等等等等，少见
儒家身影。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执着之处，只在专一的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的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
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作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种种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议政议事之言论，多大而无当。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作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则，儒家却将这种迂阔之风，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是中国文明变形之一大奇观，叫人不敢恭维。
偏执习性，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纳其他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书之外还有真理。你说山外有山吗，人上有人吗，扯淡，儒家理论绝对天下第一！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
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但是，孔子此骂，瞄准了“无后”，却定下了儒家骂人定式 — 人身攻击，直捣传宗接代。此种秉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
职业骂客”，比较实在。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便成了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孟子更是多见。一则典型例子是：古文献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很残酷，有“血流漂杵”四个字；孟子偏不信，昂昂然宣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指示弟子当即删去了古文献的这一句。
如此武断偏执，千古之下，无出其右。
论事诛心，是儒家又一性格缺失。
儒家论人论事，有一个可怕的习惯 — 动辄诛心。
什么是诛心？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心罪。不是看你如何做事，而是看你如何想法，这就是论事诛心。此法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认为：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定罪的路子。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套路的自我表白。
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心理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武器 —“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
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后世之宋明理学更甚，非但要“存天理，灭人欲”，还要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勘问灵魂，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孰能不臣服儒家？
记仇，是儒家的又一性格缺失。
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 — 一个孜孜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而产生过龃龉。期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秉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词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书，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
然，若仅仅如此，还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基本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举凡儒家修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直接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的转折定性 —“周室既衰”，春秋时代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连番指斥两大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之后如何好，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已经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中，惟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帝国永远地咬牙切齿，不由分说一言以蔽之 — 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
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了寥寥几人（被坑杀者绝大多数是方士）。纵然冤枉，两千余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一概骂倒秦帝国，也是绝无仅有了。除了“记仇成癖”，不知道还能有何种解释。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一旦得势，儒家立即以“独尊”平台为条件，全力排斥百家经典的流传。至近代梁启超时期，《墨子》文本已经难以寻觅，隐藏到道家炼丹术之类的书里去了。一个学派“独尊”，在春秋战国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所以，西汉时期的其他任何学派，都没有提出如此狂妄、如此荒谬的主张。惟独儒家，不但要说，还要做。这便是儒家，为图复仇，敢与天下作对，敢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文明成就作对，破罐子猛摔，以求出人头地，惟求复仇为快。
其心之野，其图之大，两千年之后，尤令人乍舌。
君子报仇，数百年不晚。世界文明史之一大奇观也。
身为学问家，身为史家，身为显学大派，百年千年之后，尚不能摆脱一己一家一团体之恩怨，而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将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肆意涂抹，将好赖有些贡献的秦帝国一言毙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道德水准？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心理特质与秉性特点？
执青史之笔，泄一家之怨，将三大时代无数的志士英烈，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惟将自己粉饰得光彩煌煌。如此学派，说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说它是中国文明的根基，说它是万世师表，说它是中国文明的良知道义，不滑稽么？
人云，“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
儒家将谎言重复了两千年，自然成了圣人。
谁要再说它是谎言，只怕连自己也要心虚了。
历史往往在荒诞中前行。诚哉斯言！
儒家文化霸权之下，中国文明迷失本色
终于，儒家黄袍加身，获得了文化霸权，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个曾经有过些许健康心理的学派，在三百多年压抑之后，竟获得了文化霸权。这当真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次惊人的死灰复燃。深层探究其原因，足以构成专门学问。这里说的，只能是儒家获得霸权之后的基本作为、基本影响。
儒家复活后，其潜在能量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了大规模重新“整合”中国文明的漫长而浩大的工程。让我们简单地数数两千余年中，儒家的基本大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权，效《春秋》笔法，对既往历史做整理记述。
自西汉司马迁开始，此后两千余年的修史大权，一直操持在儒家学派手里。儒家修史，是绝对以儒家理念整理历史的。春秋笔法之下，纵然不能过分掩盖、扭曲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必在文后以评点形式，给予鲜明褒贬。无论是《史记》的“太史公曰”、“索隐述赞”，还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种种作者评点，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世人，历史就是如此，只应该这样认识历史！应该说，儒家掌控修史大权的实质，是“重塑”中国文明发展的足迹，是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谓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细致，绝对以真学问面目出现，绝对以道德仁义为评判标尺，几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以儒家与符合儒家观念的上古经典为惟一教材
从此，神圣如教义一般的“四书五经”问世，其他所有学派的所有学说，一律从教育领域退出。应该说，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从孔子办学开始，儒家惟一可以骄人的实际成就，便是办教育。但在先秦时代，实在不能说儒家办学最好。就实而论，先秦学派大都是办学高手。除了老子、庄子学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鬼谷子、荀子等等，办学本领与实际水平，都丝毫不输于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还强出了三分。惟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办学的重要，一得霸权，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权两千余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濒于窒息者，未尝闻也！
儒家独尊之后，办教育的要害是两个：一则，以儒家经书为教材；二则，以对儒家经典的研习程度为官方应试标准，为入仕标准。如此两个要害，便实际掌控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奋争出路，使天下“读书人”不得不“入瓮”了。
第三件事，对其他学派学说一律封杀，全部逐出官方视野，逐出学堂庭院。
自有“四书五经”问世，儒家便以其霸权地位，驱逐诸子百家学说于庙堂学堂，使其余学说沦为民间形式，逐渐自生自灭。对诸如墨家、法家这等声望过于显赫的死敌，儒家无法强硬抹杀，便极尽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缩。魏晋南北朝时期，墨家经典已经淹没于“杂书”之中，几乎无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学派的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举制度，从而掌控整个知识阶层的入仕路径。
儒家在这方面的实施方略是：与已经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认可的方式与内容，考核知识阶层，从而确定知识分子是否具有
做官资格。见诸于实践，读书是儒家之四书五经，科举考试是儒家经典的题目，阅卷标准是儒家理念，阅卷人是当时的儒家大师，凡此等等关口，你还能逃出儒家手心？这一招厉害之极，连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贫寒阶层。你想改变自身命运么，便得经过儒家学问这一关，奈何？自唐代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学也代有翻新；至于宋明，理学大为兴盛，可见其中奥妙。
第五件事，将文化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
如此做法，目标只有一个 — 使知识阶层仅仅成为职业文官基地。
儒家的设定是：知识阶层的人生使命只有一个，求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人从启蒙开始，修学的内容只能有一种，那便是当官的学问。据儒家说，这是“治世”之学。出于这般设定，儒家对修学内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艺”中的射箭、驾车等生存技能，因于当官无涉，被后世儒家全部删除；工、水、医、农等等末支细学，全部不入正式学堂；官学私学，修学者只能以四书五经为圭臬，舍此无他。
为此，后世儒家以通俗形式，做出了社会性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细学”都是有失身分的，统统不能学。
此等社会政策之下，中国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阶层 —“读书人”。这种所谓“读书人”，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种种形象表徵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手无缚鸡之力，不修边幅，君子远庖厨，等等等等。于是，“读书人”也有了一个社会名号 — 书呆子。对于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书呆子”现象，中国“读书人”圈子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以此类呆痴作派为能事，多有标榜，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两千余年，儒家已经渗透了中国古典社会的每个毛孔，一一罗列，难而又难。
仅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权已经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种深远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
其一，中国文明迷失了本色，日渐趋于衰落，以至最终僵化。
中国的原生文明，形成于中国历史的前三千年，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核心与历史高峰。那时候，诸子百家汪洋恣肆，门派种类应有尽有，其雄浑强健与妖娆秀美相得益彰的气势，其质朴实用与玄奥思辨和谐并存的架构，使中国原生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坚实的本色，堪称世界文明之惟一。这种本色，要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刚柔相济，强势生存”。
从根基上说，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摒弃懦弱，摒弃“文胜于质”的低劣竞争力。
在这种健康的相互制约而又共生共荣的文明生态环境下，保守复古的儒家，是不足为害的；其学派悲剧，甚至成了一道孤绝凄美的独特文化风景。有强大的天敌制约，儒家既无法泛滥成灾，无法危害社会，又对社会起着一种保守主义的制约作用；儒家自身的健康一面，又为时代增添着内涵。这便是中国文明原生态的伟大意义所在。破坏了这种文明原生态，必然遭受历史的惩罚。
但是，从儒家文化霸权开始，中国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岛，骤然跃升为自己从来没有担当过的领袖角色，骤然没有了任何学派的制约。从此，中国文明的健康生态开始失衡了。儒家洪水在整个华夏文化圈内，猛烈地泛滥着、弥漫着，中国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儒家洪水时代。从此，头戴王冠、坐拥霸权的儒家，丧失了对自己赖以成长的伟大文明时代的敬畏，鼓荡着漫天污泥浊水，开始肆意淤塞最壮美的中国文明原生态环境。儒家越走越远，中国文明原生态，也越来越沙漠化、枯萎化。恒久浸蚀，恒久淤塞，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终于渐渐僵化了、腐朽了。
及至晚清，中国文明已经沦为一堆令世界强盗垂涎的“古老肉”了。
百余年前，中国惨遭列强连番凌辱，国人方才开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忽然之间变成了世界民族丛林的孱弱者？我们的老祖先害了我们吗？由此，知识界开始艰难地淘洗已经被浸蚀污染得无法辨认的古老文明，力图淘洗出她本来的颜色。
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来了，新文化运动起来了，难觅踪迹的墨家被挖出来了，法家被挖出来了，林林总总的被淹没的学派，也被挖出来了；革命有了，运动有了。轰轰烈烈百余年，反反复复翻烧饼，那个最根本的老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答案：中国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里？
时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许眉目。
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探索中国原生文明了。社会开始关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了，民族特质的东西，似乎比过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会思潮，仍然将儒家看作中国文明的正统。即或如此刚刚开始淘洗，许许多多的“读书人”已经开始惶惶不安了。在“新儒家”的旗号下，有人重新考证出“克己复礼”是进步的；有人重新考证出，董仲舒是法家；有人重新考证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提出来的；有人要光大“国学”，恢复儒家经典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要发起读经运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即或是我们的官方，也将境外文化机构定名为“孔子学院”了；一度，孔子像也住进天安门广场了。
显然，在许许多多的中国“读书人”看来，儒家仍然是他们的灵魂依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种种儒家手段，为儒家的合理性辩护，进而继续维护儒家的文明文化正统地位。更不要说，还有许许多多专吃儒家饭的“专家”群了。显然，要为中国文明确定一个文明历史坐标，从而清楚中国文明的原生态根基，依旧是十分艰难的话题。
其二，中国民族的生命状态严重萎缩，知识阶层的创造力大大降低。
儒家独尊，其内敛保守的学说思想渐渐蔓延渗透社会，中国人的生命状态在一个一个时代不断递减；西汉之后至隋唐，缓慢递减；宋代开始，迅速递减。中国民族的整体素质，大为下降，民众愚昧之势蔓延社会，书生迂腐之气积重难返，社会尚武之风大为衰落，事功创造精神日渐萎顿，实用性科学技术备受遏制，以至被视为“奇技淫巧”，堕入下九流地位。
最重要的是，职业官僚阶层的精神世界严重蜕化，执政理念不断趋于僵化，政务能力日益沦为钻营发迹的厚黑伎俩；腐败无能充斥官场，乡愿之风弥漫政坛。由儒家观念引领的中国王朝之“公器”阶层，日益封闭堕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麻木沉睡。
于是，历史劫难接踵而至，屡次濒临亡国之危。一个基本事实是，在11世纪（北宋）及其之后的抗御外来侵略中，中国开始出现了全世界蔚为奇观的大规模汉奸现象 — 汉奸政府、汉奸军队、汉奸团体、汉奸文人，花样繁多，丑类汇聚，令人乍舌！外侮当前，相互攻讦的内斗之风大起，“宁亡外敌，不资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号，也从中央庙堂喊了出来……凡此等等丑行，鲜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为。
我们不能说，儒家都是软骨头。
但是，软骨头总是儒家，却是十之八九不错。
庙堂淤塞，知识阶层必然窒息。整个11世纪之后，中国“读书人”阶层，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明创造力。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为知识阶层无可奈何的哀叹与共鸣。凡此等等，中国文明在后一千年经受的种种顿挫屈辱，已经给了儒家霸权最好的结局说明 — 奉儒家为圭臬，中国文明必然走向衰落。
可以预料的是，许多“读书人”与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词的将种种危难，归结于腐败政府，最终再喊一句：“儒家并不当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决定民族精神指向的居于文化霸权地位的学派，作为曾经的民族精神领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儒家不值得检讨么？信奉儒家的“读书人”们，不值得探究其原因么？
我们呼唤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
我们期待伟大的中国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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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5 17:34
